职业流动与信任——重新审视流动效应
一 流动效应何在?
社会学在职业流动的类型和比率及其对报酬分配上的关注,可以回溯到韦伯(Weber,1904)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的经典论证之上。约50年前,Bendix 和Lipset建立了分层研究概念和经验研究的基础,激发了关于职业流动过程及其对态度、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影响更为广泛的研究(Bendix and Lipset,1953;Bendix and Lipset,1959)。当前,社会学首要关注的是职业流动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的体现,以及由于管理和专业岗位的招聘日益同质化,而可能产生职业结构上层会更为封闭的文化后果(Noble,2000)。近期关于政治党派对于流动性的影响(Li and Walder,2001;Walder,Li,and Treiman;2000)也证明了Lipset(1981)的观察有着现实意义,即职业流动的阶层会影响到社会合法性。
20世纪60年代,职业流动研究出现了方法上的突破。随着布劳和邓肯的《美国职业结构》(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1967)的出版,社会学家们开始使用统计技术进行路径分析,以便解释教育和其他社会条件对于个体职业流动的相关影响。同时,他们阐明了这样一个论断,即将父亲职业和现职直接影响纳入考虑范围之后,职业流动的净效应可以被忽略。Featherman和Hauser(1978)、Hout(1988)以及其他学者的后续研究为布劳和邓肯的假设提供了具体说明[1]。
Hendrickx和Ganzeboom(1998:387-388)区别了职业流动研究的三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是第一个时期,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父子职业定位之间的变项间的相关。但是,方法和统计上的局限使得那些本该能够得到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