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经历着从社会主义计划体制转型为市场机制的漫长过程，目前则将临近这样一个选择：是否彻底放弃“户口制度”——把一国公民划分为不同等级身份的封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城市等级高于农村等级，城市是经济的“天堂”，而农村则是经济的“地狱”（Knight和Song，1999a）。

虽然正式的户口制度尚未解除，但是曾经高价的“城市户口”开始“降价”，或失去价值。这是因为曾经绝对禁止的乡城流动政策日益松动，估计有1亿农村人口在城市地区从事经济活动。甚至在农村区域，约有三分之二的农户从事非农生产（Song和Appleton，2004）。继国营部门的“铁饭碗”破裂之后，90年代后期“下岗分流”等激进的城市改革项目使得城市户口的价值进一步贬低。然而，这是否表明进城农民与城市下岗工人的竞争关系已经成为一种“零和博弈”——农民工的所得即是城市下岗工人的所失？

众所周知，1997年之后，作为国有企业重组的一个直接后果，大批城市国有职工失去工作（Appleton等，2002）。这些丧失工作的“下岗”工人与进城民工继而产生了强烈的竞争冲突。在此，我们认为，他们之间的角逐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之中“有权益阶层”与“无权益阶层”的抗衡。这种抗衡表现在对工作机会的竞争中，中国政府部门明显地站在城市下岗工人一方，企图通过行政方式“夺回”进城农民工所占据的工作，让城市下岗工人优先就业。

中国政府部门干预劳动力市场已不是秘密。许多研究表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分割的市场（Knight和Song，1999a；Knight和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