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对不同来源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沿海和内地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不平等程度在20世纪90年代持续提高（例如，Jian，Sachs和Warner，1996；World Bank，1997；Kanbur和Zhang，1999）。不断扩大的地区不平等，是中国总体收入不平等迅速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非常令人担忧。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不平等程度提高的幅度，在所有可比较的国家中是最大的。由此，中国也由80年代早期的平等主义国家，变成现在世界上不平等程度处于平均水平的国家之一（World Bank，1997）。总体不平等及其变化，通常被分解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以及城镇和农村之间的不平等。运用微观数据分析表明，城乡不平等解释了1995年总体不平等的50%以上，解释了1984～1995年不平等增加部分的75%（World Bank，1997）。更进一步观察，很显然，城乡不平等及其增长主要是一种地区现象——内地农村地区贫穷得多，增长也比沿海农村地区慢得多，然而，沿海和内地的城镇地区在收入水平和增长率方面的差距都小得多。

关于中国地区不平等的经济学文献正在迅速增加。近期的文献尝试解释不均等发展机会带来的不断扩大的地区不平等。Wei和Wu（2002）侧重分析全球化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Kanbur和Zhang（2001）则考察了开放和财政分权；Park（2002）提出以下四种假说来解释地区不平等：工业化、市场一体化（包括劳动力市场）、国有企业份额下降和全球化。

诚然，不均等的地区发展是收入不平等的最初来源，但是要素的流动也许能够使收入变得更平等。然而，生产要素的流动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