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与第二章中，“肯定性行动”的历史沿革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划分依据与划分结果，主要源自笔者对法律性文件的话语分析。那么，“肯定性行动”的实施效果如何？如果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证实政策效果，那么将很难平息从联邦到地方、从最高法院到地方法庭、从学界到普通民众关于政策去留问题的大争论。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凡是或多或少受到“肯定性行动”影响的人，往往试图说服他人支持或反对这项政策；面对民间的众说纷纭，官方机构在不断调整政策性措施的同时，也希望找到一个平衡点，乃至最终出现了诸如加州这类用全民投票来决定“肯定性行动”未来发展方向的方式。然而，事实证明，这类解决办法显然不尽如人意，有关“肯定性行动”的争论反而呈愈演愈烈的趋势^[1]。可见，如果我们能够权衡“肯定性行动”实施之后的利弊关系，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这种激烈的对峙状态。

然而，出于两方面的原因，对“肯定性行动”的实施效果我们难以得到确切的答案。其一，“肯定性行动”是联邦政府发起的一项政策，其规定本身比较模糊，而具体到政策的执行层面，往往需要各级政府部门、政府合同的承包商与分包商、各高等教育机构自己决定。这些机构对政策的领悟力迥然相异，加上各自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在政策落实上相差甚远。这就决定了对“肯定性行动”实施效果的评估工作不可能是全国性或整体性的，而必定是地域性或分散性的，各项评估结果会因所调研的地域或机构的不同而不同。其二，到目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