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名副其实的多族群国家，族群组成极为多元化。面对这种情况，如何权衡各族群之间的利益，处理极为复杂的族群关系，成为权力机构长久以来的关注焦点。美国联邦政府的“肯定性行动”政策，无论从其变迁过程与实施效果，还是引致的社会影响来看，都对我国今天处理民族问题有借鉴意义。在本章中，笔者从正反两个方面，深入探讨该项政策可能给我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带来的正面启示和反面教训。

第一节 “肯定性行动”的正面经验

一 政府能否干预群体间存在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问题

政府能否以带有族群意识的政策来干预群体间存在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问题，常常为研究者所关注。在美国这样一个强调“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度里，政府进行政策性干预，尤其是适当地优先性对待，以改善弱势群体的社会经济状况，必须具有充分的合理性。美国学者孙雁（2012）认为，“肯定性行动”与中国的民族政策相比较，其中一点区别就是：“前者尤为重视矫正‘历史上的歧视’，有弥补性质，强调的是公民权上的平等，是基于民权观的平等。而后者旨在缩小少数民族与主流民族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强调的是结果的平等，是基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平等。”的确，从“肯定性行动”政策的出台过程来看，政府的初衷是为了“反歧视”，而在意识到歧视问题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制定带有族群意识的具体措施，给予少数群体成员以优先性对待。那么，究竟该项政策是否旨在缩小社会经济差距？

本书前文介绍过，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从联邦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