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高达9.1%，经济进入“增长加速”的轨道，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及资金流程的变化（增长前沿课题组，2003）。同时，新的“开放”因素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突出，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浮动预期，特别是外资流入极大影响到货币供给等问题，将“开放中的经济增长和政策选择”推到了理论和现实探讨的前沿。

开放是一国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麦迪逊（1997）总结世界经济二百年的发展历史后指出，从长期看，四大因素决定了人均产出的持续高增长：技术进步、物质资本积累（技术进步蕴含其中）、人力资本积累及开放。从各国交替领先看，开放和加大物质与人力资本积累是赶超的关键。世界银行在《东亚奇迹》（1995）、《东亚奇迹的反思》（2003）中也指出，开放和积累是亚洲奇迹的根本。不过，开放也是有很高代价的，因为正是外部冲击（特别是金融冲击）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危机后的低速增长及宏、微观结构的调整。

关于开放与增长的讨论由来已久。早期对开放的理解更多的是指贸易开放；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开放越来越受重视。主流理论认为贸易开放的收益是相对确定的，但是，金融开放的收益却颇多争议。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导致学术界对金融开放进行重新反思。坚持推行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开放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也推出研究报告，指出：经验数据并不支持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有稳定的促进作用。因此，现在的IMF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样急于在发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