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出现了一段时间的通货紧缩，为了刺激有效需求，政府于1998年初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人们争论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有效和是否应该淡出时，中国的宏观经济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高速增长导致电力、铁路运输、煤炭等基础产品出现短缺，经济面临过热苗头时，政府从2004年上半年进行宏观调控。同时，理论界也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投资引致的经济过热问题，目前大多数讨论都集中在货币政策和投资机制上。但是，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看，特别是中国近20多年的发展过程表明，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以财政为支持后盾。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采取双向刺激政策促进贸易增长，利用政府动员资源促进资本形成，机制扭曲和政府干预累积了大量财政风险（增长前沿课题组，2004）；过多的财政支持也可能导致经济过热、企业投资冲动、产出效率低、高能耗、物耗的粗放经营等。因此从供给角度解释财政政策导致短期波动的原因、分析财政政策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机制成为重要的前沿课题。

本报告首先阐述从供给角度分析财政政策的必要性；然后建立具有拥挤性公共资本模型，以说明分散经济中的拥挤效应导致过度投资、过度拥挤和经济波动的机理；并构造了一个带政府风险的拥挤模型，说明将拥挤效应内部化、通过税收方式由当事人分散承担财政风险将消除过度投资、过度拥挤以及相应的经济波动；然后分析中国财政资本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财政的风险代价；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