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法律的理性研究，当前的主宰或许还是“白纸黑字”的研究者，但未来却属于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1]

——霍姆斯

根据上文的研究方法，本书抽样统计了C、S、X、Y4个法院的1060件盗窃案，涉及被告人1350名。根据模型四，样本中量刑最重的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并处罚金15000元、剥夺政治权利3年，刑罚强度为185.10；量刑最轻的是5个被定罪免刑的案例，刑罚强度为0。被告人平均盗窃犯罪金额为20102元，宣告刑的平均刑罚强度为20.54（相当于单处1年8个多月的有期徒刑），这可以作为衡量盗窃罪宣告刑轻重的一个基准，以此来衡量某种社会结构特征对量刑产生或者不产生影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作为一种典型的侵犯财产性犯罪，犯罪金额对盗窃罪量刑的影响极大，《刑法》第264条为盗窃罪设置的四档法定刑主要的划分标准就是盗窃的数额，因此，盗窃数额直接影响量刑档，而每一档量刑之间有着显著差别。为尽量排除被告人因犯罪数额不同而造成的量刑差异，更纯粹地分析案件的社会结构，本书在测算出平均刑罚强度的基础上，又将平均刑罚强度根据不同的盗窃数额进一步细化，区分了数额较大（轻罪）、数额巨大（中罪）、数额特别巨大（重罪）^[2]三种情况，在同一情形下进行比较，以期获得更加有说服力的结论。^[3]

根据对1350名被告人判决书的统计得知，达到盗窃数额较大（轻罪）的被告人为1021人，占全部被告人的75.63%，平均犯罪金额2739元，其最高刑罚强度为50（犯罪金额为8000元，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罚金4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