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后，有关文明的研究再次成为一个热点领域。然而，对亨式纯粹从属性上讨论文明的批驳也接踵而至。例如，美国学者彼得·卡赞斯坦等认为，文明研究不仅仅限于属性类研究，还包括话语类研究，后者强调“文明的存在是互主性或集体信念的建构，这类信念可以在政治作用下创造、维持，或是改变具有社会意义的边界”。^[1]欧盟的实践是进行文明属性类研究和话语类研究的最好案例之一，尤其是在探讨巴尔干与欧盟的关系时离不开对文明话语的分析。自东欧国家政局变动以来，巴尔干国家走上了转型道路，其中“去巴尔干化”逐渐成为一种共识，也成为国家构建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这些国家中，国家认同、地区认同和欧洲认同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民族认同的成分。从西欧的角度讲，他们对这块区域的负面看法仍然没有根除，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是使用“条件性”战略使这个区域的国家逐一“接受改造”。也只有在这种约束下，所有巴尔干国家的“巴尔干性”才会慢慢褪色，最终与欧洲合成一个“事实上的共同体”。但是，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反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可能出现倒退现象，加剧“巴尔干性”的色彩。后冷战时代巴尔干国家进行的地区合作与一体化实践充分体现了认同与建构背后的合力与张力。

第一节 巴尔干民族主义与欧洲主义的较量

自现代主权国家诞生之后，民族主义既是一个国内政治现象，也是一个国际化现象。但是，“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