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进程中，工人的生活经历与生活机遇发生急剧的变迁，早期“从农民变工人”“从农田到工厂”的工业化路径，已经越来越多地被“从学生变工人”“从学校到工厂”所取代。笔者因此将农田和学校视为打造两代工人社会特征最为重要的两个场所。前者打造的坚韧、节俭的质朴品质，正好减少了世界工厂高强度劳动和低薪酬待遇所可能引发的抱怨和反抗，这也是几十年来低人力成本发展模式能够得以平稳维持的最重要基础。在不断改善的经济环境和家庭生计中，年轻一代工人不再从农活中得到磨砺，而是在学校中接受教育。当全球资本体系逐渐扎根于中国，他们的世界工厂非常欢迎“只生产不消费”的老一代工人，同样，他们的全球市场也致力于培养“只消费不生产”的年轻工人群体。这种矛盾的、不计后果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与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倾向、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儿童养育观念、“一胎化”的计生政策等，不谋而合。

这种务农和教育经历的代际变化，在主观上，带来的是工人明确的身份认同、权益意识，以及在生产生活体验、发展前景上逐渐增强的负面感受；在客观上，则是工人开放的交往方式和日益增强的行动动员能力。工人在主观上与世界工厂冲突的加剧和在客观上行动能力的提高，是许多学者预言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和抗争政治升级的基本依据（潘毅等，2009；郭于华等，2011；汪建华，2011；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b；Pun and Lu，2010；Gallagher，2011）。

然而，近几年工人层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