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清代留下了大量的粮价资料，其中既有官方的报告，又有私人笔记、地方志、账簿、贸易统计及报纸等。^[1]来自官方的报告是时间跨度较长，且较为连续的数据，这些每月（阴历月份）奏报的价格数据在乾隆年间开始规范（公元1736年左右），并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基本延续到清朝末年，这是学术界目前较为一致的认识，也是目前受到关注较多的材料。^[2]但是在正式的粮价奏报制度形成之前，粮食价格作为帝王了解民情民生的重要资料得到了关注，一些地方官员在密折中就粮食时价进行奏报。除了江南李煦等人以汉文进行奏报且目前被研究者所熟知外，康熙、雍正两朝以满文奏报的粮价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3]

山西粮价奏报出现得比较早，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开始奏报，到乾隆三年（1738年）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格式，其间经历了约四十年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内，不仅粮价奏报中粮食种类、奏报区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粮食价格也在变化，政府对于粮价奏报不实情况的惩处也值得关注。另外，这一时期“熟荒”也为经济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政府积极介入，但是成效不大。本文收集、整理山西粮价奏报格式规范前朱批奏折中的粮价资料，对山西粮价奏报形式、价格变动特征进行研究。本文所搜集的粮价资料主要涉及康熙、雍正两朝已经编译出版的满文朱批奏折，部分汉文朱批奏折，以及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乾隆三年（1738年）之前奏折中的粮价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朱批奏折中有一些年份的数据不够全面，本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