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过去三十年里东亚增长模型在中国及其贸易伙伴中运行良好。它要求那些没受过什么训练的农民转变为工业和服务业的工人。这些工人又能够从境内外的储蓄中吸引资本的投入，提升生产率，进一步推动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这个过程的障碍在于工人并未经过充分的培训来参加重工业或复杂的服务业工作，而轻工业的生产变得高度专业化。这种转变依赖大量的贸易。根据东亚的经验，由此产生的收入增长将可能超过预计的“永久收入”（Modigliani和Cao，2004），所以高储蓄率导致了经常性账户盈余。增长本身可以提升境内收入，但通过贸易的产品和融资条件，其贸易伙伴也从中得到了好处（Tyers，2014b）。

中国的规模和其贸易伙伴数量的缓慢增长限制了它在这个模式下持续增长的能力，所以转向内需拉动增长是不可避免的。转型中的关键要素是财政扩张和公共投资，而将来地方政府债务将会对这些产生限制。因此，中国政府进行了改革以解除将来可能对内需增长产生的限制，包括进一步改革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土地所有权法、计划生育政策、财政和税收改革、金融市场监管、城市化（户口）和国际化议题下的资本账户自由化（State Council，2014）。这其中大多数的改变都将是渐进的，只有很小的短期影响，但产业政策和资本账户改革对整体经济的短期影响是重大的。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聚焦于一个整体经济的模型，对17个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寡头垄断行为进行了清楚的阐释。这个模型可以检验产业改革、监管政策和资本账户自由化之间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