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中国正处在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变革时期，正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语言学界，特别是民族社会语言学界的许多传统理论和模式，面临着种种挑战，遇到了一些不容易一下子就能说清楚的新问题。深入研究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发展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有关理论范式，而且有利于补充和完善国际社会语言学界的相关论述，同时，还可以为重构或描述世界早期工业化社会的语言变化，提供有益的线索或借鉴。

自从费什曼^[1]和克洛斯^[2]提出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用的术语以来，有许多语言学家做出了许多重要的个案研究，指出造成某些语言流失（attrition）的具体因素，诸如经济因素^[3]、人口因素^[4]、语言地位因素^[5]以及机构支持因素^[6][7]，等等。

20世纪中叶以来，在第一语言的保持方面，不论是跟中国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社区相比，还是跟从朝鲜半岛前往俄罗斯（苏联）、日本和蒙古等国的朝鲜语区相比，中国朝鲜语区都是最稳定、最成功的一个语言社区。但是，近20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扩展，中韩经贸关系的全面推进，中国朝鲜语区人口流动的浪潮此起彼伏。朝鲜族流动人口占本民族总人口的百分比，大大超过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所占相应民族总人口的比例。这种自发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有效地缓解了农村朝鲜族过剩劳动力给朝鲜语区带来的压力，促进了朝鲜语区经济的发展，加快了朝鲜语区现代化的进程，但是，与此同时，人口流动也对朝鲜语区的语言保持和双语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