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行政司法共建未成年人监护干预机制

（一）多起家庭儿童伤害事件暴露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缺陷

近一个时期以来，多种类型的儿童受侵害事件频繁发生，引起社会震动。从2013年的河南兰考大火7名弃婴孤儿死亡、贵州麻江5名儿童窒息死亡、海南万宁校长带多名女学生开房、江苏南京2名女童饿死家中、广西兴业留守女童被多次性侵，到2014年陕西西安幼儿园儿童集体服用“病毒灵”（吗啉胍）、山西平遥6名儿童溺水死亡等悲剧事件被密集报道，引发全社会对儿童生存状况的忧思和对儿童福利制度的拷问。

当今中国社会急速变化使儿童意外风险大为增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失职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严峻，因家庭监护失职陷入困境的儿童数量巨大。尽管这些儿童的父母双方或一方仍然在世，但由于失踪、疾病、残疾、贫困、服刑、关押等原因，子女处于无人监护的困境，基本生活和成长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各类困境儿童至少有数百万人，包括约200万名重残儿童、100万名流浪儿童、60余万名服刑人员子女及20万名吸毒人员子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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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2013年6月至2014年5月儿童热点事件^[1]

续表

国家建立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对困境家庭儿童的监护权采取必要干预措施，是各国普遍做法。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是在儿童父母监护失责时，由国家接管儿童监护权的一套制度。如果国家对不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缺乏有效干预，儿童保护机制则无法启动。在南京两名女童饿死事件中，儿童的父亲入狱，母亲吸毒，监护人早已丧失监护能力。当作为儿童监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