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内生增长理论中，创新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不仅依赖于自身的研发投入，也受惠于区域间的知识溢出。当某一区域接受外商直接投资（FDI）时，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获得显性的知识溢出，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对于那些不易用语言表达、传递和学习的，且与个体的体验和经验紧密相关的隐性知识，往往会在区域交流和人员往来中得以体现与传播。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地区一直是内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境外投资来源地。截至2013年11月底，内地累计批准港资项目36.09万个，实际利用港资6656.7亿美元；按实际使用外资统计，港资占内地累计吸收境外投资总额的47.7%。^[1]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及其一系列补充协议的签署和实施，内地与香港在经贸交流中的体制性障碍逐年减少，两地间的资本、人员、货物等要素流动也更趋便利，这不仅对香港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推动了内地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

事实上，由于“技术势差”的存在，不管是显性还是隐性的香港知识溢出都极大地提升了内地的科学技术水平，对于内地创新能力的提高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历史、地理和文化上紧密相连的缘故，广东省长期以来是香港投资内地的重要区域，粤港之间的经贸、文化交流和人员交往十分频繁，在科技研发上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本文以广东省为例，采用1990～2010年粤港两地经济社会数据，基于知识溢出理论构建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实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