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次公共性危机
一 政府主导的压缩式现代化:韩国社会自主空间扩大的外在推动力
(一)“国家主导主义”与韩国的现代化
1945~1993年,韩国快速现代化的秘诀在于韩国政府采用了以“国家主导主义”和“增长第一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现代化模式。“国家主导主义”强调政府把领导国家实现现代化和社会发展作为其合法性统治基础,充分发挥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动员社会资源、规划国家发展、管理和调控经济的作用。朝鲜战争结束后,虽然韩国的经济增长带有援助型经济增长的色彩,具有过度依附美国的经济特性[1],但李承晚政府(1948~1960年)强调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尽量保持韩国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独立性。从1961年朴正熙发动5·16军事政变,到1979年10月26日遇刺身亡这18年里,韩国成功地连续实施了3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经济飞速发展,被称作“汉江奇迹”。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动政变后,开始实行经济开发计划,韩国社会正式进入了现代化时期。韩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开发专制”的特殊现象,即先以朴正熙,后以全斗焕为首的军政府一直通过强权措施,如行使立法权等,支配政府和司法,大量取缔左派势力,限制工会运动,进行社会经济改革。正如张蕴岭所强调的,“韩国市场经济制在‘开发专制’下逐步形成了一种以政府为中心的经济模式,政府几乎成了万能的指导者”。[2]
(二)“增长第一主义”影响下的社会动员模式
政府主导型现代化的最大优势在于权力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高度介入,可以集中人力、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