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1]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不同民族、阶层、行业的生存和利益都受到了日本入侵的不同程度的威胁，他们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抗争。从学者对近代行会研究状况的总结中可见，行业公会的研究多集中在抗战之前，日伪时期沦陷区的状况，目前学者研究的还不深入。^[2]本文利用天津档案馆的档案和当时的一些报纸、回忆资料等，对天津典质两业在日伪时期的生存状况做一翻描述。天津典质两业在日伪时期的对日抗争在当时天津各行业中较为坚决和引人注目。他们为自身生存所进行的抗争，也是中国城市行业公会在抗战时期对日抗争的一个缩影。^[3]在抗战时期，天津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行业公会在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中也面临着特殊的情况，对其未来发展也有影响。

典当业作为一个行业，在中古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一度非常高，“其在全盛时代占商业之领袖地位，举凡社会上发生特殊事故，无不惟其马首是瞻”。^[4]天津的典当业大约在明代兴起，有文字记载则见于清代。清代以皇室为首的官僚资本，通过长芦盐政等机构投资天津典当业发典生息，^[5]也有官僚私人投资设典的，如琦善个人即在天津投资当铺。^[6]

在庚子事变前，天津的典当业就已经比较发达。张焘先生在他的《津门杂记》一书中，曾描述过这一时期当业的情况：当时天津当铺有40多家，每到冬季年关时（仲冬十六日至年底）官方出示减息的告示，原利3分让为2分，2分让为1分5厘，故此一进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