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这个学科自1952年“院系调整”被取消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70年代末才逐步重新恢复。此时国际社会学界跟随各国社会发展的时代变迁已经在研究主题、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等许多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一定意义上，重新恢复的中国社会学是在追随国际社会学发展的足迹努力追赶，并试图结合中国实际国情进行自己的学术创新。

中国学者对于国内边疆群体的研究工作在1949年以前吸收了不同学科的学术营养，其中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政治学等，在一些地区的实证研究中取得了一定成绩^[1]。1952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相关的研究人员被集中在民族院校和民族研究所，相关的研究工作长期在“民族研究”这个大框架下开展，并被纳入党的“民族工作”的轨道，一方面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批判各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和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理论”^[2]，另一方面也深深地介入到“民族识别”等党和政府的各项具体工作事务中。这个传统也深深地影响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民族问题研究。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中国各著名综合大学的社会学系几乎没有人专门研究民族和族群问题，我国研究少数族群问题的学者仍然集中在各民族院校的“民族学”专业任教或在民族研究所工作，延续把斯大林民族著述奉为理论基础和经典著作的传统，因此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与西方社会学的“种族与族群研究”存在一定差异。这一局面无疑对我国族群研究的学术积累和开拓创新带来一定影响。

本文将首先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