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野下的公共卫生:以麻风病防治的人类学研究为例
一 问题的提出
传染性疾病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医疗和公共卫生问题,长期影响着人们生活和生存,正如威廉姆·麦可尼尔(William H.McNeill)在《瘟疫与人》所指出的:“自从人类出现,传染性疾病便随之出现,什么时候人类还存在,传染病就存在。传染病过去是,以后也一定是影响人类历史的一个最基础的决定因素。”[1]的确,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人类社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科技和文化的变迁。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一书中谈到,正是病菌而非枪炮帮助了欧洲人征服美洲。[2]在中国,明代万历和崇祯年间的两次鼠疫大流行导致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l000万以上。[3]二战以后,随着细菌学、流行病学的发展以及公共卫生体系的逐渐完善,许多传染性疾病已经被人类消灭或基本得到控制。但是,原有的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比如,广泛存在的贫困、不平等和暴力等问题,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传染病仍旧是公众健康的重要威胁。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称:“全世界每小时有1500人死于传染性疾病,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和具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本来可以通过预防手段避免死亡,所需用的代价比购买几瓶阿司匹林所花的费用还要少。”[4]
早在19世纪中叶,分子病理学的创始人,人类学者鲁道夫·弗卓(Rudolf Virchow)就认为:“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政治无非是更大的医学。”[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