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收益视角下环境税种的最优选择
一 问题提出
2016年1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这是国家层面历经数年首次在环境税上的立法实践,是中国在环保立法上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实现经济的腾跃发展,中国在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方面始终是重贡献轻补偿,具体体现为忽略生态环境的经济属性,即利用生态环境会给个体带来收益(主要体现为企业收益),同时也会给社会带来成本(主要体现为环境污染)。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性导致环境资源的利用出现严重失衡。因此,正确认识实施环境税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收益,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政策视角。那么,实施环境税能否实现节能减排的环保目标以及如何征收环境税对经济的冲击最小,这些问题都亟待回答。
自政府提出开征环境税,就有学者分析了环境税的经济福利效应(李齐云、宗斌和李征宇,2007;刘凤良、吕志华,2009;沈田华、彭珏和龚晓丽,2011;刘晔、周志波,2011;李正升,2012)和“双重红利”效应(Carraro等,1996;Bovenberg,1998;Fullerton,Heutela,2007;俞杰,2013;刘建徽、周志波和刘晔,2015)。但是这些研究都是从定性的角度去分析环境税,对于环境税的污染物减排效果以及对经济的影响如何去量化分析鲜有涉及,因此,作为国际上常用的政策模拟工具,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在环境税的定量研究中被广泛采用。
李洪心和付伯颖(2004)以各行业的产值为基础,利用CGE模型模拟对所有行业征收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