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研究表明，“南南”与“南北”发展合作常常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各国存在不同的历史经验，其中牵涉多方面的国内参与者、多个同时实施的主题议程，并且同时存在多种动机。此外，还有各国政府为顺利实行任期内各项策略所“定制”的制度。（BRAUTIGAM，2011；CHATUVERDI et al.，2012；CHISHOLM et al.，2009；COMELIAU，1991；DEGNBOL-M.＆ ENGBERG-P.，2003；LANCASTER，2007；LIMA，MILANI ＆ ECHART，2016；PETITEVILLE，2001；VEEN，2011）。即使是在经合组织成员国这种已经对普遍标准以及同行评议监督等定义有系统制度的国家，在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实施发展合作的过程中，依然有多种多样的政府实践行为。国家发展轨迹的多样性以及发展合作领域相关制度的缺失，为南南合作带来了困扰，但同时也在政治创新以及管理流程的灵活度方面创造了机遇。在缺乏健全体制的情况下，国家可以在规则、流程以及实践上有所创新，尽管缺乏审查制度或者低共识往往导致国际范围内的数据比较和集体规范的构建变得异常困难。这就是当前北-南援助和南南合作的现状，也是巴黎-阿克拉-釜山进程试图打破的僵局。以巴西为例，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巴西就作为援助提供国参与国际发展合作（IDC）。然而，巴西提供政府资金及其在国际发展合作方面提出利益诉求却发生在1988年宪法制定之后。尤其自2003年以来，巴西的政府和民间组织均开始在政治上强调南南合作。那么巴西当前的国际发展合作现状如何？哪些机构在提供教育发展合作（IDC/ED）？国际发展合作通过何种渠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