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工人没有祖国”，是对19世纪欧洲许多工人所面临形势的现实评估：他们生活在多国家、跨国家的帝国中，拥有极少权力和代表。马克思主义呼吁国际工人团结，因而是对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国际兄弟关系理想的有力补充。自此之后，左翼总是自称为一种国际现象，标榜超越国家边界的全球相关性。

然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实践远比其理想复杂得多。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承认，无产阶级是“民族的”，因为它必定要成为各国的领导阶级，在世界革命爆发前与各国资产阶级做斗争。然而，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二国际在1914年的耻辱垮台令共产党人相信，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只是在“这个词的资产阶级意义上”，即屈服于民族利己主义以及抛弃国际阶级目标时，才是民族的。

但是，苏维埃的实践证明，在如何将“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及其被容纳的形式即民族国家”结合起来，也几乎没有什么好对策（Sakwa 1998：254）。起初，共产国际是一个处于萌芽状态的全球政党，旨在帮助各国党捍卫苏联，推翻全球资本主义。但斯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尽管世界革命的前景不容乐观，但俄国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并且能够将各国党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改造成“苏维埃堡垒”的忠实捍卫者，也就是说屈从于苏联的民族利益（Mandel 1978：14）。1947～1956年存在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将这一过程制度化，其目的是遏制苏联在东欧的权力，而非在西欧扩大共产主义（Sakwa 1998：261）。从更多表征上看，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