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和2015年，缅甸举行了两次全国范围的多党选举，吴登盛领导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简称“巩发党”）和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简称“民盟”）先后赢得大选。两届民选政府上台后都将民族和解作为治国施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均提出在任期之内实现全国和平的目标，并出台了各具特点的和解方针、政策。一方面，由于两届民选政府政治理念不同，动机意图各异，调动人力、财力、物力的能力也大相径庭，以致民族和解政策的形式、内容和效果出现明显差别。另一方面，缅甸现行宪政体制存在事实上的“文人-军人二元权力结构”，缅甸军方掌握着民族和解的主导权，无论是巩发党政府还是民盟政府，在推动民族和解的过程中都始终与军方处于斗争（竞争）、妥协、交易的博弈态势，因此两届民选政府的民族和解政策又存在一定的继承性和延续性。本文拟通过对巩发党和民盟两届政府民族和解政策的梳理，从和解思路、动机意图、工作机制、政策效果等角度进行比较和评析，厘清2011年以来缅甸民族和解进程脉络，以及两任执政党在此进程中的作为、得失和困境，为深入理解缅甸民族和解进程提供参考。需要说明的是，单纯从执政当局的角度分析，不可能对缅甸民族和解这一“世纪难题”^[1]做出科学合理的解答。囿于篇幅，和解进程的另一重要参与方——各少数民族^[2]组织（武装）（简称“民地武”）的政策立场虽有涉及，但不是本文重点讨论的对象。民盟政府执政仅一年多，其和解政策、机制等虽然比较系统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