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用“场域”（field）来界定社会背景结构，一个场域是指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华康德，2004：133），场域中的行动者根据在场域中的位置及自身所掌握的资本，与其他行动者进行互动。其中，教育场域具有相对自主性，“有明显偏离劳动市场或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发展独特的身份文化以及自己的机构化与专业化利益的能力”（斯沃茨，2006：236）。在此，笔者也借用教育场域中的“相对自主性”，探讨我国城市基础教育系统在面对现实处境时的相应变化。这里的城市基础教育系统，主要是指由具有不同社会功能及资源的一系列教育机构所构成的整体，而笔者更为关注的是该系统的结构特征。社会每一层面都是相互联系的，关注教育也不能无视政治、经济、文化等塑造的教育环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改革深化期，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均发生着深层次变革。作为社会系统的有机组成，教育系统也受到经济条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那么，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战略性调整、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大学文凭的日趋贬值以及人们当前对教育的认知，对城市基础教育系统有着怎样的影响？当前城市基础教育系统存在哪些特征？我们又该如何理解逐渐纳入其中的农民工子女教育？只有认识到城市基础教育系统的特征及变化，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嵌入其中的农民工子女教育。因为后者不是一个独立的部分，而是前者的有机组成。

一 基础教育的地位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