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失衡社会风险的传导与突变机制
第一节 性别失衡社会风险的传导机制
加强、创新社会管理,协调社会关系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其中,人口问题是制约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转型期中国人口问题凸显,人口管理领域面临的挑战尤为突出(翟振武,2007)。当前,很多重大问题都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密切相关(《人民日报》,2011)。人口问题开始受到普遍关注(陈杰华、朱荟,2011)。很多学者从社会管理视角对其进行探讨,在流动人口管理(刘毅,2011;张艺,2012)、共服务供给(陈振明,2007)等领域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完善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国生育率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受传统思想及现代医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又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其中较为显著的就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期间,我国人口中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上都在102~107这一正常区间,而之后则呈上升趋势。其中,农村人口中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高于城镇,而且二者的差距逐渐拉大(李建新,2009)。除个别少数民族或边远地区仍保持正常值外(如新疆、青海等),其他绝大多数省份均远高于正常值。分孩次来看,第一孩出生人口性别比都处于正常水平,而二孩及以上孩次则远高于正常值(李树茁等,2006)。我国整体性别比结构尤其是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构已处于较为严重的失衡状态,相关研究也由此成为当前国内人口研究的前沿热点(杨菊花,2012;杨博等,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