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性别失衡原因的文化制度分析

一 研究背景

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异常升高表明在生育过程中存在偏好儿子的性别选择行为（乔晓春，2004；石人炳等，2011）。调查显示，生育性别选择行为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或农村居民中（楚军红，2001；乔晓春，2004；刘中一等，2005）。由于中国农村存在“差序格局”（Diversity-orderly Structure）的社会关系结构，除了育龄夫妇自身的生育性别偏好态度之外，他们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很可能也会受到社会关系结构中其他人的观念和态度的影响，包括血缘、姻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等（楚军红，2001；邓大才，2008）。因此，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关系制度对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影响，分析该影响的因果关系路径和作用机制，有助于为中国现阶段的性别失衡治理提供政策启示和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通常从两个角度对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加以分析。其一是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基于“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认为人们的生育性别选择是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理性行为，儿子能带来更大的收益（唐贵忠，1991；朱秀杰，2010）。其二是从生育文化的角度，认为人们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是由传统生育文化导致的（吕红平等，2002；魏亚萍，2006）。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虽然对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均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割裂了实施生育选择的行为主体与其所处的文化制度之间的联系，难以刻画文化制度在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心理决策机制中的作用（刘中一，2005）。

因此，本节的目的在于引入专门研究理性决策行为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