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经历了百年的屈辱历史。其间，中国人对自己的落后挨打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思：先是认为“器物”不如西方，于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开明派开始了长达30余年的洋务运动，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接着觉醒起来的知识分子经过认真分析比较后认为，中国落后的关键不在于器物而是“制度”，于是将目光投向了近邻日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期望通过学习日本的君主立宪使中国强大，但是激进的改革遭到了封建腐朽势力的激烈反对，戊戌变法也在持续103天后黯然收场。进入20世纪，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但是袁世凯、张勋等人称帝复辟的倒行逆施以及北洋军阀的混战表明，如果不彻底扫除封建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和毒害，不向人民宣传民主、自由、共和、科学等现代思想，不进行思想上的启蒙和解放，再“好”的制度也不过是摆设，甚至连摆设都不是。由此我们开始了文化上的反思，并在20世纪经历了一段对传统文化“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首先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强烈反对儒家文化甚至鼓吹全盘西化的声音振聋发聩，接着新中国成立后的“破四旧”“批林批孔”运动更是横扫一切所谓毒害人民的封建牛鬼蛇神思想，此后随着改革开放序幕的拉开，“国学热”开始悄悄地发酵、兴起、升温，并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参观考察曲阜孔庙之后掀起一轮新的高潮。

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里，从天朝上国的文化自负和文化自恋，到被武力打开国门后的文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