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媒介融合时代，社会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态势，突发公共事件频发，对社会公众的正常生活和共同利益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此现象，社会学者有多种解释，除自然环境恶化导致灾难突发外，他们认为其深层次诱因在于“社会转型”与“多元化因素”（包括利益多元化、思想多元化和传播方式多元化）。^[1]深化改革与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结构性重排与裂变，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社会压力膨胀寻找“泄洪口”。同时，随着公众权益意识、法制意识和民主监督意识日趋增强，公众对知情权的需求日渐提升。而在媒介融合时代，新媒体迅猛发展，互联网、3G乃至4G网络、手机即时通信等渗入公众日常生活，在大众“麦克风”时代，信息传播方式多元化和公众思维多元化导致信息掌控日渐困难，政府部门对舆论的管控和引导能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在突发性、群体性、多样性和破坏性的大型公共危机发生时，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政府相关部门如何提升舆论引导能力、树立政府公信力、有效化解危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公共危机事件自身具有突发性、持续性、破坏性、不确定性、博弈性和群体性^[2]，如果危机管理不当，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甚至灾难。特别是在媒介融合时代，舆论发生机制和发展态势呈现不同特点和态势，传播速度快，可控性差，让危机破坏力加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处于事件中心的当事人的利益受损是最直接且直观的，包括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声誉受损等。如果公共危机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