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实现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的重大国家战略。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当前，京津冀地区已经步入了新的快速发展阶段，三地共识不断强化，建立了多层次、宽领域的协作关系。对北京而言，有序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是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必须创新解决北京“大城市病”，建立与大城市发展相适应的新机制，走出一条内涵式集约发展的新路子，其本质是调整和优化北京的城市结构，重要的是转变发展方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任务重、难度大，需要依靠京津冀三地共同发力，定规则、建机制，在联动上下功夫；更需要破除利益藩篱，协调各方利益，同时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做出必要的牺牲，以服务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大局。在这一过程中，党委政府、干部队伍、社会各界如何克服长期以来形成的行政辖区惯性思维束缚，自觉主动地把工作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