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交替之际，伴随着中国迈向市场化所带来的剧烈的社会转型，单位制和城市社区建设问题几乎同时成为学术界和政界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人们普遍认识到，在中国谈社区建设，离不开对单位制度的研究和反思。在这里，人们之所以将单位制研究与城市社区研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形成了“国家—单位—个人”三个层级的社会统治结构。对此，人们有着不同的表述，有人称之为“蜂窝状社会”，^[1]有人则称之为“总体性社会”、以“中间组织”为核心的城市社会^[2]或“单位社会”。

上述概括虽然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人们一般都是将“单位制度”作为一种全国性的、普遍的制度和体制纳入研究视野的。近年来有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单位制度不同类别的存在，并开始探讨单位级别和单位类型对单位制度的影响。但却没有注意将“单位制度”置于不同空间和地域文化背景下，探讨其具体的多元意义的变异，从而限制了我们对单位现象的深入理解。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单位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消解置于特定的场景之下，从其形成、消解、变异过程及其内在结构分化和重组来进行宏观分析，就会发现：单位制度的存在是多元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社会空间条件下，单位制度形成了一些不同的模式。就国有企业而言，虽然1949年以来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是以单位模式组织起来的。但具体言之，由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空间条件，使得单位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