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详细页面
曾经看过英国的一个系列纪录片，名为《重返危机现场》（Seconds from Disaster），多达67集，记录了20世纪以来人类遭逢的许多重大灾难，如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011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等，这个节目最大的特色是借助生还者的回想、目击者的描述、官方资料和严密的技术分析，寻找每场事故的起因和发生经过，然后再以电脑成像的方式，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真实还原了事件发生的全过程。编导制作者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从各种灾难中吸取教训，找出灾难的起因，避免重蹈覆辙，进而言之，就是敬畏生命。由此联想到百年前问世的《新青年》，关于《新青年》及“五四”的话题，人们已经说了许多，可人们还在继续说。为什么？因为其伟大其重要，是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关键词”等，这样的解释正确，但并不完全。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一部围绕《新青年》及“五四”的阐释史有着浓厚的火药味，在观念、思想、意识形态上各不相同的人，尽管都在说“五四”的伟大和重要，只是“伟大”“重要”的含义却往往大相径庭，甚至水火不容。所以，《新青年》及“五四”拉开的历史帷幕后面，是一个惨烈的思想战场，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大剧场，何时落幕，谁也不知道。尽管我们无法像《重返危机现场》纪录片那样，给《新青年》及“五四”开启的历史做出一个客观科学的评判，但是，这部纪录片敬畏生命的文化含义应该给我们一个启迪：像敬畏生命一样敬畏历史，唯此，才能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并在还原中走出曾经的迷思。
100年前，公历1915年，农历甲寅年，民国4年，《新青年》杂志在上海问世，我们今天看到对《新青年》诞生的种种描述，都给人晴天霹雳、横空出世的感觉。其实不然。《新青年》始名为《青年杂志》，从名字可以看出，陈独秀的初衷无非办一个杂志，一个面向青年读者的杂志。当时的上海滩，杂志多矣。民国肇始前后，介绍各类新鲜思想、知识的书刊一下成为畅销书，出版商们瞄准了政治急剧变革中的文化商机，以编写各类新教材、办新派杂志为时髦，沪上出版商尤甚。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期刊有《绣像小说》（1903）、《东方杂志》（1904）、《政法杂志》（1911）、《小说月报》（1910）、《教育杂志》（1909）、《妇女杂志》（1915），有正书局于1911年发行的《妇女时报》，中华图书馆发行的《女子世界》（1914）、《学生杂志》（1914）、《少年杂志》（1911）、《英文杂志》（1915）等，中华书局有《大中华》（1914）、《中华小说界》（1914）、《中华教育界》（1912）、《中华妇女界》（1915）、《中华学生界》（1915）、《中华童子界》（1914）、《中华实业界》（1914）、《中华儿童画报》（1914）等。对于办报刊，陈独秀可谓行家里手，1903年7月他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1914年又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但是，办《青年杂志》之前的陈独秀，办报刊的目的是纯政治性的，都是鼓吹反对帝制的革命；决定办《青年杂志》时的陈独秀，思路似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即从政治革命到文化革命的转向。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阐述的六大办刊宗旨：“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便是明证。为什么会如此？鲁迅调侃辛亥革命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闹剧，想必是当时曾经鼓吹、参与过革命的知识精英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一个很严肃又很无奈的问题：仅靠一场政治革命，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吗？被激进革命家们冷淡过的那些看似空谈的文化命题——严复、梁启超一再絮叨的人心比革命更重要的言说——如今被当初只想革命的激进革命家们接着言说了。我们曾在严复、梁启超和陈独秀及追随者之间划过一条线，前者为“旧”，后者为“新”，为辨析这新旧，大概是费了一两代学者们的聪明与才智。其实，陈独秀所言的六大办刊宗旨——所谓启蒙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在严复、梁启超的言说中，早已有之，仅就杂志的文化启蒙工作而言，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创刊的《东方杂志》更是做了大量务实、富有成效的工作。“从变法维新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迪国民、促民觉醒的基调未变，但是不同时代背景下启蒙的具体内涵却几易其实，能够‘适者生存’坚持开办不停的报刊已是凤毛麟角，并且从办刊起就明确主张知识启蒙且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发展中自始至终坚持下去的则只有《东方杂志》一家。同时，《东方杂志》45年的办刊历程中，前20年（1904—1923）正处于1895年至1923年中国思想史上的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时代’，而此清末民初的近30年正是中西文化激荡，亦即近代中国的启蒙时代。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发展历程中须臾离不开知识启蒙，而从头至尾坚持担当知识启蒙重任的刊物又仅仅是《东方杂志》。”
所以，《青年杂志》的问世，在纷纷攘攘闹得不可开交的文化界、思想界，开场很是寂寞的。鲁迅也说过《新青年》问世时既无人反对，也无人喝彩。1915年的陈独秀，因“反袁”失败，东躲西藏已两年。1913年，陈独秀“亡命上海，闭户过冬”时，想必还不为生活犯愁，故得闲撰写了《字义类例》书稿。此时从日本返回上海的陈独秀，却过着“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所以，到上海办杂志，首先是个生存问题，时年36岁的陈独秀，不能老靠朋友周济过日子吧，他唯一能讨生活的技能就是办报写文章了。这么说，并不是贬低独秀先生的雄才大略，他以青年为刊物的对象，其实就是慧眼独具，握住了百年前中国社会文化即将大分化、大裂变的起爆器，只不过，他以为他的工作至少得十年八年后才能见其效果。以这样的期许看来，《青年杂志》第一期的发刊词确实发出了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的呼声，但综观杂志的编辑思路，与当时流行的人文期刊相比较，是大同小异的。1935年，郑振铎回忆说，早期《新青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以青年为拟想读者的普通杂志，《青年杂志》是一个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读物，与当时的一般杂志“无殊”。如创刊号广告中有大量欧美青年文学丛书和数、理、化、生、地、医等科学教科书的广告，今天很多研究者从这些广告中读出“《新青年》杂志刻意追求民主与科学气氛”的意义，实恐牵强，在我看来，这恰好反映出陈独秀是在准备认真地办一份至少能收支平衡、略有收益的期刊，宣传启蒙思想的意图肯定有，但以登文教广告增加期刊收入的编辑策略，不仅是晚清民初期刊的通则，也是当时的陈独秀必需的商业考虑。群益书社规模小，资金并不雄厚，身为群益书社老板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两人是受友人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之托帮助陈独秀出版《青年杂志》的，每月200元编辑费及稿费，月出一本。陈独秀不可能不考虑群益书社的经济利益，按照当时出版业的行情，一本杂志发行2000本才能保本，还不包括编辑费和稿费在内。起步阶段《青年杂志》的发行量，连赠送、交换在内也不过1000份，陈独秀经济上的窘迫可想而知。在这种窘迫的生存状态下，如何才能让杂志活下去呢？在声名正旺的《甲寅》上做广告，是陈独秀为杂志做的自我推销，也可能是老朋友章士钊施以援手。《甲寅》连续两期刊出《青年杂志》的大幅出版广告，其词曰：“我国青年诸君，欲自知在国中人格居何等者乎？ 欲自知在世界青年中处何地位者乎？ 欲自知将来事功学业应遵若何途径者乎？欲考知所以自策自励之方法者乎？ 欲解释平昔疑难而增进其知识者乎？ 欲明乎此，皆不可不读本杂志。盖本杂志，实欲与诸君共和研究、商榷、解决以上所列之种种问题。深望诸君之学识志气，因此而日益增高，而吾国将来最善良的政治、教育、实业各界之中坚人物，亦悉为诸君所充任，则本杂志者，实诸君精神上之良友也。”推敲此则广告的含义，无非表明杂志的编辑思路：只和青年人谈思想文化，聊事功学业，长学识志气，别无其他。《青年杂志》一卷一号假借读者来信及编辑回复再次申明此意：“记者足下：别后闻在沪主持青年杂志，必有崇论闳议，唤醒青年。惟近有惊人之事，则北京杨度诸人发起筹安会，讨论国体问题是也。……切望大志著论警告国人，勿为屑小所误，国民幸甚，国家幸甚。”针对读者要求刊物具有政治倾向的意见，编辑回复说：“尊欲本志著论非之，则雅非所愿。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一是表明此时的陈独秀对辛亥革命的反思，“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让杂志仅作政治宣传，又有何益？二是借钱办刊已是谋生之举，合作者还指望依赖陈独秀的名望为出版社赚点小钱，看来，后来被胡适讥为“老革命党人”的陈独秀，此时此景，都不得不政治上采取低调：不“非难执政”，经济上“在商言商”，大量刊载广告，广设分销机构，为招徕一流作者而承诺高稿酬。
从《新青年》前几期的发行看，肯定是亏损的状态，如果不是编辑部迁往北平，倚靠北京大学的人脉资源，方使杂志在青年群体中广为流行，倘若继续留守上海，在商务印书馆等老牌出版商经营的期刊市场里，《新青年》不可能觅得自己的生存空间，等待它的命运只能是无疾而终。由此推论，我不认为是《新青年》的启蒙话语征服了阅读《新青年》的青年读者，科学、民主这些话语，在晚清民初几百种期刊里，已诉说了几十年，阅读《新青年》的青年读者早已从其他期刊里获得了这些已成为常识的启蒙知识。吕思勉于1923年写过一篇文章，名为《三十年来之出版界（1894—1923）》，他认为：晚清出现《时务报》《新民丛报》《民报》后，舆论大变，“自由、平等、热诚、冒险、毅力、自尊、自治、公德、私德诸多名词，乃为人人所耳熟。今日中年以上之人，其思想，尚多受诸此报者也”。
1916年9月，《新青年》二卷一号刊出一则《通告》：“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字，皆由本志发表。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也。”1918年3月，《新青年》又刊出一则编辑公告：“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 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资。”与创刊时经济拮据、作者队伍的捉襟见肘相比，此时的陈独秀，“老革命党人”指点江山的气概，愈加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孔家店”“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些词语，可以调动青年的情绪，但并不是革命的具体对象，熟知革命韬略的陈独秀，1918年9月在《新青年》上发难，撰《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副标题是“《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次年2月，陈独秀再发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1919年1月，罗家伦在《新潮》刊发《今日之杂志界》一文，对商务印书馆所办各种杂志予以评析、讥讽，由此引发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空前的一次大论战。有研究者认为陈独秀主动挑起与《东方杂志》的论战，是为了在杂志界产生广告效应，以此扩大知名度，争夺读者市场。此说太肤浅，陈独秀绝非寻常书商，以启蒙者自居的《新青年》群体对《东方杂志》的启蒙路径进行猛烈的抨击，本是值得追问究竟的思想史事件。不管怎样，大获全胜的陈独秀和《新青年》，已成为青年一代的精神导师，论争结束后，《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被时人认为过于保守，商务印书馆的决策层担心杂志会因此给读者留下落伍于时代的印象，决定让杜亚泉离任。这或许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既预示中国近代以来启蒙队伍分化重组的开始，同时也宣告陈独秀正式告别了他四年前的办刊宗旨：“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短短四年的时间，从蛰伏上海滩的《青年杂志》到火遍全国的《新青年》，这样一个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华丽转身过程，该有多少值得我们频频回顾的细节，追忆百年前这段扑朔迷离的故事，历史的敬畏感也就油然而生。
1923年，胡适说了一段广为人们引用的话：“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这样说的理由是什么，胡适并没有说，大概“创造”“新时代”的提法，尽管模糊不清，却符合后来史家们的口味。没想到九十多年后，竟有人把胡适的话变成了中学生的一道试题：
胡适先生曾说：“《新青年》杂志代表和创造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指的是（ ）
A.君主立宪时代
B.民主共和时代
C.民主科学时代
D.社会主义时代
出题者当然有其标准答案，我不想在此评说出题者的标准答案是否“标准”，而只想问：历史，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选择题吗？或许，有了这样的追问，我们才会步入真实的历史现场。
（原载《文艺新观察》201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