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体制也结束了。国际政治朝着美国的单极支配体制突飞猛进。对美国来说，至此在国际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课题是如何成为冷战的胜利者。因而，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政治优位时代”。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早在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后，快速发展的“经济与信息全球化战略”终于正式启动，美国也在其应该实现的政策课题中把经济价值放在了首位，迎来了“经济优位时代”。在先进国的欧美各国，伴随着尖端信息技术的革新，使产业结构的重心从制造业朝着应用尖端信息技术的附加价值高的行业转移。比起劳动生产成本高的制造业，开始主导以高科技产业和金融业为中心的世界经济重组的英美系金融资本，为了自由支配世界市场，积极着手于世界市场规则的统一化。由于苏联的解体，组织和运营世界经济的原则只剩下了市场经济原理。为了使市场经济原理顺利发挥作用，美国认为，与之交易的所有对手国，都应该由上面的国家撤销一切限制，应该完善能够包括商品供给在内的市场各方进行自由竞争所需要的环境。他们认为，世界既然已经成了一个经济社会，那么就应该构筑使包括人和资本在内的所有商品在世界中无障碍自由流通的市场经济体系。为了完善这样的环境，他们将以市场经济原理为基础在英美风头正劲的自由竞争规则设定为国际规则。美国将本国的自由竞争的经济规则称为全球性标准（global standard），即“世界标准”要求其交易对象国接受。被强加以这种规则的各国如果屈服，必将使本国经济美国化，其结果就等于接受了符合美国利益的游戏规则。因而，接受了那些规则的国家越是和美国进行自由竞争越是会失败。

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国际战略变化的余波，不用说也波及了处于美国绝对影响下的日本。早在1989年这种影响就已经表面化了。原本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和所有欧美各国，尤其是与美国之间产生了经济摩擦。日本官民协调一致坚持走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立国”路线。1980年初出现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其结果导致日元进一步升值，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不均衡问题开始表面化。为解决这个问题，1985年，在纽约的广场饭店召开了6个发达工业国家财长会议，为了缩减美国的贸易赤字，各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下调美元，并达成共识要求日本等黑字国扩大内需。这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中曾根首相接受了“广场协议”，为了讨论如何缓和与欧美各国，尤其与美国之间日益激化的经济摩擦这个问题，于1986年成立了以前日本银行总裁前川春雄为委员长的私人咨询机构——“以实现国际协调为目标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该委员会于第二年向政府提交了通称“前川报告”的研究报告，在报告中提出了如下建议，即为了建设“向国际社会开放的日本”、应该从“原则上自由、例外加以限制”的角度实施以市场原理为根本的站在全球化高度上制定的措施。以美国的外来压力为背景整理出来的这个“前川报告”中并没有涉及具体的政策措施。因而，当然也不会产生任何效果，日美之间的经济摩擦开始政治化了。不用说，对于出口国的日本而言，美国是个巨大的市场，向美国出口便宜而优质的商品，比如纺织品、电器产品、钢铁、汽车、半导体等，导致美国同行业的衰退。为了阻止这种发展趋势，美国的该行业利用利益集团策动本国政府，要求日本限制对美出口。日本虽然在“前川报告”的基础上采取了自主限制措施，却不足以纠正贸易上的不均衡。过去美国处于冷战状态之中，即使对日本的应对措施有不满情绪，但是还能够对最可信赖的友好国家日本从“政治优先”的原则出发，在经济上对日本往往会高抬贵手。然而，在冷战崩溃迫在眉睫的1989年，美国一改过去的态度，反而把日本看做经济竞争的对手，开始要求以美国的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原理为基础相互开放两国经济。美国财政部向日本大藏省提出了“为了开放日本市场，我们一道就妨碍日本进口的结构问题进行磋商吧”的建议。如在第一部分中所指出的那样，在“55年体制”下的日本，通产省、经济企划厅成为经济建设的指挥部，对于在世界经济中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加以甄别，并对其加以自上而下的保护和培养。为了维护这些产业，而在各个方面作出了限制规定。极端地说，已经接近了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菲希特对普鲁士国家的存在方式所定义的“封闭商业国家”的状态。

在国际上竞争力强的美国产业主要是金融业和服务行业，大规模零售店尤为突出。以这两大行业的要求为背景，美国政府对日本提出的要求就是“结构改革”。他们将这两种行业进入日本市场时遇到的不利因素定义为“壁障”，声称这样的“壁障”在日本已经根深蒂固，所以“结构改革”势在必行。10820941在日本，经济与政治已经一体化，“结构改革”涉及的将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势必将伴随着政治领域的改革。仅在1989年，美国就提出了修改大规模零售店铺法（大店法）等240多项具体要求。虽然这是一种干涉内政的做法，但其要求还是被接受了。其后，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在克林顿政府下换上了“日美一揽子经济协议”、“日美放宽限制对话”等外衣，在接下去的布什政府时期又变成了“日美政府限制规定改革以及竞争政策主动权”。接下来，日美双方互递了各自寻求对方放宽限制的“年度改革期望书”，表面上是基于互利主义原则的，但实际上美国方面提出的要求居多。而下面将谈到的小泉内阁所进行的“结构改革”的内容，全部都是“年度改革期望书”中的项目，包括如下几点。首先，2001年进行的会计制度改革，导入了美国的“时价会计制度”；2003年进行了外国人律师准入的“外国人律师法修订”；2004年接受了扩大药品销售的要求，便利店销售药品解禁；接着又接受了部分开放医疗领域的要求，部分综合会诊解禁；2005年，针对邮政民营化的要求，制定了邮政民营化法；针对排除公共事业招标时的地下交易等要求，修改了禁止垄断法；制定了使美国资本更易于兼并日本企业的新会社法；2006年修改了专利法，纳入了保护美国文化，即“知识产权”的内容，等等。不过，小泉政权以前的历届政权，也都曾经力图实现“年度改革期望书”的各项改革。仅举下述例子为证。1997年接受了强化通信领域竞争的要求，对日本电信电话公司（NTT）进行了分离和分割；1998年针对放宽建筑行业限制的要求修改了《建筑基准法》；2000年修改了《大店法》；还有就是1999～2004年，陆续修改了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日本型社会福利制度，尤其是触动雇佣领域根基的劳动法，实现了人才派遣的自由化。由此使得在企业雇佣体制方面支撑着“55年体制”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型薪金、退职金、企业养老金等“企业内部福利制度”趋向名存实亡。接下来，美国还提出了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要求。在日本，已经多次提到过，对于那些国际竞争力强的产业由政府作出甄别，并力图对其进行保护、强化的“行政指导”已经常态化，这是在社会所有领域防范危及国家安全问题发生的一种以政府“家长式”介入的“事前规制”。但是，在自由市场原理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并没有这种“事前规制”，为了给所有参与者都能够自由地实现其利益创造环境条件，在原则上进行公平竞争可以说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流思潮。因而，如果发生了问题或事件，加害者和被害者双方通过司法，即通过律师在法院自主地加以解决。这样的社会被称为“事后处理”型社会。美国向日本提出的要求就是，日本也应该采用这种美国社会解决问题的“事后处理”型方式，因此在提出上述的美国律师在日本活动自由化的要求的同时，为了培养和输送大量足以承担“事后处理”的律师，责成以美国的“法学院”为样板创设了“法科大学院”。10820942

就这样，美国在“全球化标准”的名义之下，将“美国模式”说成是唯一绝对的真理和历史的必然，每年美国政府各部门都将“年度改革期望书”提交给日本的各省厅，迫使日本修改其法律和制度中对本国国家利益不利的部分。然后，每年美国的贸易代表团都会以文书报告的形式将其“成果”汇报给联邦议会。因此，在评论者中，有人就主张“想知道日本今后如何发展的话”，就去看美国政府每年提交的“年度改革期望书”，那可是“必读的文献”啊。10820943

以上列举了日本被称为“结构改革”的大变革在“决策的中心”成真空状态的“55年体制”之下，其中一部分内容还是得以实现了。其秘密何在呢？虽说只是完成了改革中的一部分，但促成改革的政治主体又是谁呢？其秘密，简单地说，就潜藏在“横向输入”这一美国现代政治学“政治系统论”的专业用语之中。10820944按照“政治系统论”的观点来说明，就是将传统政治学中所谓国家的概念换成用“政治系统”来表述。这种“政治系统”接受到来自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压力，负责其处理的决策中心便会将来自这种压力的输入转化为称作政策的输出，以求政治系统的存续。10820945“55年体制”下的日本的政治系统，正因为有了美国这样的另一套政治系统的“横向输入”，其决策中心才被迫启动，实现了美国所要求的政策输出。这种状况具体意味着什么？由于在此是用美国现代政治学的专业用语来向读者加以说明的，所以不能说没有无法被完全理解的疑虑，但是，如果还记得前面的说明，即日本的决策体系是由各个省厅采用由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的，一级一级向上递，然后将这些各省厅决策归于一处，再用装订机装订起来10820946，以这种形态向外部输出。如果理解了这一点的话，那么“横向输入”所包含的内容不就很好理解了吗？也就是说，美国方面非常了解这种日本独特的决策系统，因此他们根据“年度改革期望书”由美国贸易代表团通过与日本各省厅的官僚直接对话的形式，迫使其答应己方的要求。各省厅也就会将责任推到美国人身上，强调这是迫于压力无可奈何，然后由各省厅按照由下而上的方式制定出满足美国要求的政策。2001年4月，到小泉政权诞生为止，日本已经以满足美国期望的形式实现了部分“结构改革”。

总之，美国的期望就是，将1980年以后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即新自由主义具体化。如前所述，面向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改革，已经由英国的撒切尔政府着手进行，并且成为一种样板，波及世界各国。在美国，共和党的里根总统时代也开始着手进行改革，虽然在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时代对其进行了暂时的修正，不过到了共和党的布什总统时代，迎来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盛时代。如前所述，1982年末上台的中曾根内阁将新自由主义导入了日本，进行了国家铁路和电信电话公社的民营化。自那以后，新自由主义导致了支撑“55年体制”下自民党的集票体系，尤其是那种通过公共事业工程，提供雇佣机会给过疏地区选民，以此换取他们在选举中的支持这种形式的“土建国家”体制（也就是官方主导的地下交易为特征的政治腐败和官僚腐败）下的“内部社会福利”制度的破坏。且不说在野党，就连自民党议员中也有很多人对此持反对意见。为此，新自由主义思想对日本渗透，迟迟无法推进。虽说如此，当桥本内阁以英国的撒切尔政府的行政改革为样板实现了行政改革，经过1990年代，还是为新自由主义在日本开花结果创造了条件。然后，随着小泉政权成立，正式将新自由主义作为政府应该努力实现的政策课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小泉政权之所以能够在5年零5个月的任期内完成过去自民党历届内阁无法简单成就的“结构改革”，正是因为桥本内阁已经完成了将决策体系从由下而上的方式转换为自上而下的方式的政治制度改革。这一点是值得反复进行强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