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年底收到汉克杰博士的邮件，说他今年就年满60即将退休了，而在我印象中汉克杰还很年轻，可能是我的印象还一直停留在七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给我留下的文质彬彬、风度翩翩的印象吧。不久前还读到他发表在《中国哲学前沿》（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Vol. 8，2013）上的一篇精彩论文“Sign，Image and Language in The Book of Changes（Yijing）”（论《易经》的卦、象、辞），论及《易经》的解释学及其与《文心雕龙》的关系，读来颇长见识。我没有读过他的《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美学》（Philosophische Ästhetik im China des 20 Jahrhunderts，1987），但是汉克杰在文艺和美学方面的博学从他的音乐美学研究中可见一斑，那是一个非专业人员望而生畏的领域，足以证明汉克杰在音乐方面的文化修养。我们还知道，汉克杰的中国夫人也有极深的音乐造诣。我在波恩时，汉克杰夫妇还邀请过我这个巴赫迷去贝多芬音乐厅聆听了一场由波恩贝多芬交响乐团演出的贝多芬第八交响曲。在贝多芬家乡听一场贝多芬的交响乐，那是十分难忘的经历。

我第一次见到汉克杰是2007年5月在我任职的中国人民大学，当时我作为KAAD奖学金的申请者接受他的约见，他当时是KAAD亚洲部主任。作为国内基督教神学思想的青年研究学者，我当时出版了一本论20世纪基督教神学教父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著作（《巴特神学研究》，2005），并正着手进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的系统研究。本来我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但他介入纳粹事件一直深深地困扰着我，令我一时无法继续从事对他的哲学研究，而朋霍费尔抵抗纳粹事件则激励我去探究德国虚无主义时代中基督教神学中何以幸存一点令人慰藉的力量。2006年在台湾中原大学的“朋霍费尔与汉语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遇到了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的高足海德堡大学的韦尔克（Michael Welker）教授，他表示很愿意邀请我去海德堡大学跟他一起研究朋霍费尔。但在与汉克杰面谈之后，汉克杰建议我不如去蒂宾根大学跟随莫尔特曼学习，因为已经退休的莫尔特曼会有更多的时间来指导我的研究。我非常愉快地接受了汉克杰的建议，经过香港道风山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杨熙楠先生的努力联系上了莫尔特曼教授，并获准在他的指导下从事当代德语新教神学研究。于是，KAAD提供给我一笔奖学金，让我在德国进行为期15个月的访学。

在KAAD的资助下，我于2007年踏上了歌德和尼采的国度。我在德国的头半年里见到汉克杰的次数较多，后半年里我只见到他一两次。其间汉克杰邀请我到波恩市郊一个名叫“圣·奥古斯丁”（Sankt Augustin）的小镇上的“中国中心”，做了一次关于中国基督教学术思想研究状况的学术报告。在德国人面前讲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基督教学术思想研究，有点令人尴尬，因为我们在校学生与学者虽多，能拿得出来的比较像样的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且不谈在中国的大学体制中，包括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在内的“宗教学”专业不过是哲学门类下的八个二级学科中的一个，就连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这样国内最高级别的图书馆里想找到一些必需的基督教神学研究资料都很难，更不用说堂堂国家图书馆在部分馆区维修时竟然三四年不开放外文图书借阅这种荒诞事。尽管基督教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思想学术研究也一度成为学界新潮，但到了今天，不仅基督教信教人数已不再呈增长的势头，而且基督教思想学术研究的热潮也已退去，成为小众研究的课题，基督教思想学术研究在中国条件很差。因此，能出国学习研究几乎成了基督教研究学者和学子最重要的充电机会。以前曾读过季羡林先生的《留德十年》，从书中也可以看出季羡林先生一生的学术基础和成就基本上都是在留德十年间做出的，回来之后就再也谈不上学术上的更进一步了。

这次在KAAD的资助下能去蒂宾根大学追随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神学大师莫尔特曼教授短期学习，不仅是我的荣幸，也是我提升基督教神学研究水平的大好机会。蒂宾根历史上最为闻名的人物莫过于曾在蒂宾根神学院住过同一个宿舍的黑格尔、谢林和荷尔德林，亨利希（Dieter Henrich）正是根据保存在蒂宾根神学院的荷尔德林手稿重新发现了“荷尔德林的哲学”；而今天在这里则住着天主教神学泰斗汉斯·昆（Hans Küng）和新教神学泰斗莫尔特曼，此外还有布尔特曼的弟子凯泽曼（Ernst Käsemann）、巴特派神学家云格尔（Eberhard Jüngel）、宗教史大师亨格尔（Martin Hengel）、旧约神学家盖塞（Hartmut Gese）及其弟子雅诺夫斯基（Bernd Janowski）等神学家。在我所从事的基督教神学领域中，德国一直是领先者，德国不仅是“哲学与音乐的国度”，也是“神学的国度”。而蒂宾根无疑是20世纪下半叶德国基督教神学第一重镇，其神学研究在今天依然代表着德国的最高学术水准。在蒂宾根这里，很容易就能知道德国神学界现在流行什么。不过在蒂宾根没多久我就发现，今天的德国神学界并没有出现新的大师，就像在格拉斯（Günter Grass）之后德国再也没有出现世界声誉的作家一样（我这么说可能对伯尔、伦茨、瓦尔泽、巴赫曼、恩岑斯贝格尔、伯恩哈德、汉德克、耶利内克、博托·施特劳斯等有些不公）。莫尔特曼教授可以说是德国20世纪最后一位“经典神学家”，因此我很快就重拟访学研究计划，着手写一本以20世纪四大经典神学家巴特、布尔特曼、朋霍费尔和莫尔特曼为线索的当代神学思想问题史。我的想法也得到了莫尔特曼老师的支持。

我看过图根哈特（Ernst Tugendhat）在《日报》（Die Tages-zeitung，2007年7月28日）上的一个访谈，他说他1999年第二次重返德国之所以选择定居蒂宾根，完全是因为蒂宾根的图书馆。的确，馆藏300万册的蒂宾根大学图书馆及其各系的图书馆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堪称理想条件。面对这么理想的研究条件，剩下可做的就是一件事：拼命读，拼命写，充分利用它。35万字的《上帝死了，神学何为？——20世纪基督教神学基本问题》（2010）就是在这种信念支配下完成的。于是，在蒂宾根访学的一年就成了我埋头苦读和拼命写作的一年。我原计划去德国各地到处看看，但到最后写作陷入紧张状态，根本没有时间出游。我错过去弗赖堡拜谒托特瑙堡山上的海德格尔小木屋，也错过我去慕尼黑的新天鹅堡以及魏玛、德累斯顿、维尔茨堡这些文化名城，留下不小的遗憾。唯一可以弥补遗憾的是，居住在美丽宁静的蒂宾根小城，心意已足。

在离开德国后的许多年里，最令人魂牵梦绕的就是蒂宾根这座内卡河畔古城的美丽与深沉。每当回忆起在蒂宾根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我都充满惆怅，不知何时能再访这座优美宁静的文化小城。我想，对于一名学者而言，再也没有比蒂宾根这座有着500多年历史的大学城更好的栖居之地了。有一次，我在莫尔特曼老师面前赞叹这座小城之美时，他也深深认同我的看法。自他1967年来到这里，40多年来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座文化小城。蒂宾根小城之美有时不免让人长叹，“故乡无此好河山”。

其实，在德国像蒂宾根这样的文化名城还不在少数，蒂宾根只是那些美丽的古城之一。漫步在内卡河畔的梧桐林荫道上，我总在思考，为什么德国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纳粹专制之后，还能重建一个文化国度。在沃森（Peter Watson）的《德国天才》（The German Genius，2010）一书中，我能找到前半部分问题的答案线索，但是对后半部分的困惑则始终无法解开。这些比较文化史的思索令人感叹不已，又令人不胜忧伤。在我的印象中，我从来没见过哪个国家的人像德国人那么爱读书，甚至法国人也不如他们。乘车时如果一个车上有几个人正在读书，那是很常见的。德国出版业和印刷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

德国人喜欢阅读，各种文化活动十分丰富。尽管今天的年轻人也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输入的美国流行文化的影响，但总体上来看，德国仍是一个有着很强的文化意识和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国家，或者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将自己又重建为一个文化大国。当然，在我所接触到的德国人中，他们现在已经很少流露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其前辈中强烈的德国文明和文化的民族优越感了，而且，他们似乎也不再有那么强烈的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他们好像是最自然的欧洲主义者或世界公民。只有在2008年欧洲杯期间，才能感到德国人多少有点回归正常国家的那股“爱国主义”热情。不过，德国人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他们对待纳粹历史的态度，一个民族能以得体的方式走出那段历史阴影，十分不易。无论是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Denkmal fü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还是各种纳粹历史详尽无遗的文献出版，都显示德国人面对历史阴影的真诚态度。2008年，德国热映根据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改编的同名巨制，但当时比较吸引我的却是温丝莱特在《革命之路》之后出演的《朗读者》（Der Vorleser，1995）这部电影。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这本畅销小说《朗读者》在中国有两个很不错的译本，但在德国重读它别有一番感悟。与英国人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赎罪》（Atonement）相比，它的确是一本“德国小说”，而以死句读的汉娜（Hanna）看起来就像是敢于直面历史阴影的战后德国的化身。这种对德国人以及德国文化的切身感受，不到德国是感受不到的。对于理解当代德国神学的内容与风格，这种切身体验十分重要。

在蒂宾根期间我多次拜见莫尔特曼教授，在他那间“中国风格”的书房中颇受优待。我最早见到莫尔特曼老师是在1997年3月，当时他来到我当年念书的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做老子“无为”思想的演讲；再见到他，是在1999年10月他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做讲座。当我在蒂宾根再见到莫尔特曼教授时，他依稀还记得当年那个对基督教神学充满好学劲头的中国学生。不过，有时候他会把我的名字和以前的一个蒂宾根留学生杨煦生搞混。莫尔特曼教授在台湾主要有林鸿信和曾念粤两个学生，在大陆有一个来自北京大学的关门弟子洪亮，他们都是莫尔特曼教授亲自指导的博士生，而我在他的名下访学，顶多只能算他半个学生，但他对来自大陆的学生似乎有一份格外的期待。莫尔特曼教授自半个世纪之前凭借《盼望神学》（1964）一举成名之后，通过与东欧马克思主义、犹太教和生态学的对话，以及激发南美解放神学和韩国民众神学，影响遍及世界，但是他的神学思想对中国大陆却一直没有什么影响，直到1997年他的《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中译本才在大陆出版，而我也在那时才开始认识莫尔特曼教授，并深深为之折服。当然，若是没有KAAD项目的支持，我不可能那么幸运地到蒂宾根大学追随他老人家学习。

在我跟莫尔特曼教授的几次谈话中，谈得最多的并不是他本人的思想以及我应该怎么写他的神学思想。他把他的著作以及新出版的自传送给我，让我自己看。我们谈得最多的都是巴特、布尔特曼、朋霍费尔、潘能伯格和卡尔·施米特，当然还有20世纪60年代末曾执教于蒂宾根大学的德国籍教皇本笃十六世（拉辛格）。莫尔特曼教授在谈到巴特时，指出他和潘能伯格这一代对巴特和布尔特曼那一代神学的不满，比如他会特别提及巴特对犹太问题关注不够，他也从不读犹太思想家的著作。而莫尔特曼教授不仅对马丁·布伯、罗森茨威格、朔勒姆、本雅明、阿多诺、布洛赫和赫舍尔等犹太思想家的著作十分熟悉，而且他还积极与犹太思想家们展开“犹太教与基督教的思想对话”。那些犹太思想家也通过莫尔特曼教授深刻地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神学的思想方向。莫尔特曼教授的教诲将我从对巴特神学的迷恋中唤醒，我那本《巴特神学研究》无疑是一个巴特崇拜者之作。在莫尔特曼教授的指引下，我也开始接触犹太神学思想，并转向对莫尔特曼和潘能伯格都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冯拉德（Gerhard von Rad）的旧约神学。与潘能伯格将冯拉德的旧约历史神学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相结合不同，莫尔特曼将冯拉德的应许史的思想与布洛赫的批判弥赛亚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遥相呼应的“批判神学”，一种“新政治神学”。在谈到潘能伯格时，莫尔特曼教授也亲自指出自己的盼望神学与潘能伯格的保守主义姿态迥然有别。他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潘能伯格神学的保守主义色彩会那么浓重。而当他谈到凯泽曼时，他对这位布尔特曼的弟子推崇有加，他告诉我凯泽曼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因此我在书中也给凯泽曼很多的篇幅加以介绍。凯泽曼不仅以与他的老师布尔特曼的十年论战闻名学界，而且也是20世纪60年代新政治神学运动的先驱。

有一次，我们谈到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在中国学界这几年很时髦，我当时跟莫尔特曼教授提起，希望日后能写一本施米特批判的书，莫尔特曼教授对此兴致盎然。施米特晚年在其《政治的神学续篇》（Politische Theologie II，1970）一书中曾指名道姓地批评莫尔特曼教授的“新政治神学”不过是延续佩特森（Erik Peterson）的老立场，他要对这一立场来一个清算。反过来看，施米特的右派政治神学也必然会遭到莫尔特曼教授的左派“新政治神学”的彻底批判。那次谈话之后，莫尔特曼教授让他的学生洪亮转给我一份他批判施米特的论文手稿。转眼间离开蒂宾根和莫尔特曼教授已整整五年，无论是旧约神学研究还是施米特批判，我都未能兑现自己的承诺，实在愧对莫尔特曼教授。由于国内研究条件和环境所限，本来在德国几年内就能完成的研究，在国内却会拖得旷日持久。

莫尔特曼教授这两年我倒是常见到他，他每年都受邀前来参加“北京论坛”。去年如若不是身体不适，他原本还是会来的。汉克杰博士每年也会来中国，但我屡次与他失之交臂。汉克杰博士曾在2009年和2012年先后两次来中国人民大学参加世界汉学大会，可惜我都错过了。我特别感谢他为我提供的难得的访学德国的机会。留德一年不仅是我从事基督教神学思想研究最有收获的一段时间，也是令我终生难忘的一次文化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