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儒学在新的伦理价值观的推动下，被动、被迫地回应，并展开了艰难的改造历程。在儒学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人们或坚决捍卫之，或温婉改造之，或猛烈抨击之，不一而足。
1.固守传统，窥视西学
在新价值观的驱动下，面对西学冲击，儒学最初的反应是居高临下，在儒学的框架中从缝隙里看西学，并没有突破传统儒学的窠臼，呈现出“器求新，道求旧”的文化特征。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仪，中国虽偶无君，而礼义不废”的观念，此意为华夏是文明之邦，夷狄是野蛮之邦，因此，需以华夏为中心，遵循华夏流向夷狄的单向文明传播路径。此种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夷夏大防”观在中国持续了近三千年。当“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提出后，立即引起众人的反对，绝大多数清朝文武官员坚持认为西人之技是不符合伦理纲常的“奇技淫巧”，不值得一提。进而引发了一场“夷夏大防”说与“师夷长技”说的辩论。“夷夏大防”说认为，西学不能学也不足学，从“仁、义、礼、智、信”等为首的纲常伦理出发来驳斥西学，认为西学重术数而轻礼仪。而“师夷长技”说认为，中国要想御敌于国门之外，必须学西方军事制造之术、算学格致之理。
继“师夷长技”说之后，“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说并行，“西学中源”说为“中体西用”说提供了理论依据，“中体西用”说则为“西学中源”说拓展了时代空间，两者相互补充、互为彼此。“西学中源”说核心为“外夷奇器，其始皆出中华；久之中华失其传，而外夷袭之”。从该理论出发，“中体西用”说者找到了理论依据与心理依托，西学既然源自中国，因为时势所需再来学习西学无非学习中国原有的东西罢了。学西学的目的是为“中体”所用，即用来维护中国封建专制体制、道德观念与文化体系。
2.反思传统，学习西学
“西学中源”说与“中体西用”说因社会深刻变革与“好利求富”价值观的深入渗透已不能适应时势发展，中国社会掀起了反省儒学的思潮，开始在反思传统中学习西学。
甲午战后，中国民族危机加深，习惯于学习中华文明的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中国，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严重受挫，开始深刻反思传统儒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夷夏大防”说的怀疑和批判，如，康有为主张：“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王韬认为：“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理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二是对“西学中源”说的否定。如严复认为：“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昏也哉！”他承认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之间有相通之处，且中国文明曾一度领先世界，但他坚决反对“西学中源”说。他认为以古人的成就来掩饰当前的落后，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
在对“夷夏大防”说与“西学中源”说的批判中，人们理出了一条新的中西文化观，即“中西会通”说。“中西会通”说摆脱了中主西辅的文化理路，把西学提到与中学对等的地位来加以认识。如梁启超认为：“居今日而言经世，与唐宋以来之言经世者，又稍异。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意，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之经，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以图强之道，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夫然后可以言经世。”
3.改造儒学，肯定西学
儒学在西学冲击下，被内外双重力量所作用，从而逐渐被解构。国人的中西文化观逐渐突破儒学的窠臼，开始追求用西学改造儒学。当时部分国人充分认识到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彻底抛弃了“中体西用”说及“西学中源”说，以“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为目标，呼吁和敦促中国传统政教向西方学习，与世界接轨。从学习西方的“器皿技艺”到学习西方的“校体官制”，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清末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尽管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应，但与当时急剧发展的国内外形势相比，步伐仍显滞后，不足以应对内忧外患的国情，也不足以安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以求解脱的民情。
1903～1911年，部分知识分子提出习西方之公理，扫清灭洋。如《国民报》所言：“我同胞之国民，当知一国之兴亡，其责任专在于国民。世界万国，以有民权兴，无民权而亡者，而踵相接、背相望。是故我今日即不念亡国为奴之惨，亦当外鉴当世，而蹶然兴起矣。”又如邹容在《革命军》中指出，“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同清王朝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扫除干涉中国主权的“外来之恶魔”。他主张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以结束象征旧文化、推行旧儒学的政体。以邹容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通过维新运动与义和团运动，对清政府认识得更为深刻，这时不再羞羞答答、言辞含混地为维护其统治找文化依据，而是直面清政府，揭穿其镇压人民、崇洋媚外、阻碍社会进步的本质，坚决主张推翻之。
如果说挑战权威、改造儒学是文化手段，那么，这些知识分子最终目的是倡导建立西学体系下的民权政体，要求“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于各省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行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又举一人为副总统。各州府县又举议员若干”，“凡是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从学习西学之“公器”上升到了学习西学之“公理”。在这一文化观的指导下，中国社会掀起了革命浪潮，全国各地大大小小以“扫清灭洋”为目标的革命活动风起云涌。
4.“文明西化”，“保存国粹”
在“民主自由”价值观的推动下，学西学之风日盛，“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中国出现“文明西化”与“保存国粹”思想的并立。
文明论者学习西学心态急切，坦言中国落后，甚至承认并宣讲“白优黄劣”论，坚持在文化、风俗、语言上“脱亚入欧”。辛亥革命后，一批文明论者认为革命之所以流产是因为国民意识保守、落后，必须启发民智、改造国民性，因此在国内掀起了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运动前期，西学如决堤的洪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弥漫于中国社会，深入到各阶级、各阶层、各领域，兴起了“全盘西化”之风。
当“白优黄劣”论传出之后，提出者的本意是用以优劣汰的道理启发国民，结果经辗转流传被部分民众所误解，成为带有民族自卑心理的论断。这是有强烈爱国心的广大民众所不能接受的，也是坚持“保存国粹”论者所不能容忍的。国粹论者驳“醉心西化”者说：“海波沸腾，宇内士夫，痛时事之日亟，以为中国之变，古未有其变，中国之学，诚不足以救中国。于是醉心欧化，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
“文明西化”者与“保存国粹”者虽在文化态度、文化方向上势不两立，但“保存国粹”论有保守固执、落伍于时代之嫌。需要肯定的是，无论是“全盘西化”论还是“保存国粹”论，均以救国救民为基础积极探索中国的出路。
——摘自《从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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