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现代化对未来中国现代化的可能影响

一 生育现代化对未来中国现代化的可能影响

所谓生育现代化是指生育数量（总和生育率）和生育偏好（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了现代国家的状态，前者的标准是低于更替水平，而后者的标准则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05左右。正如本章前面反复强调的，人口现代化只是一种区别于传统形态的人口形态，是对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国家的人口形态的一种中性描述。而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国家也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现代化之后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问题，其中之一便是“低生育率陷阱”。仅以东亚而论，日本与韩国都面临着生育率低水平徘徊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日本总和生育率在1975～1980年降到1.83之后持续走低，1990年以来更是在1.40上下波动，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年版）的中方案假设预测，直到2100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都会在1.7以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90～1995年下降到1.83之后，也一直徘徊在1.7以下，联合国的中方案假设预测，2020～210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始终会低于1.8（United Nations，2022）。这意味中国人口在短期内达到峰值之后，会在未来出现严重萎缩。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人口将从2030年的14.64亿人降至2100年的10.65亿人，中国人口占世界比重也将从2020年的18.47%降至2100年的9.79%，不足世界总人口的1/10（United Nations，2022）。随着中国总人口的减少和占世界人口比例的降低，中国目前因为人口众多而形成的大市场优势和规模优势将逐步消减，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以至于综合国力都会因此受到负面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能因此被延宕。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不仅意味着人口总量的降低，而且意味着劳动力规模的缩小和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于这一问题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我们将在人口结构现代化部分进行详述。

生育偏好现代化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且意味着社会文化观念的进步和现代化。张翼（1997）认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常将带来家庭结构失衡、中小学生性别比失常、婚姻买卖增多、男性单身家庭增多、性犯罪比例上升、离婚率增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将严重冲击婚姻、家庭甚至是社会的稳定，从长期看还会妨碍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而生育偏好现代化则意味着出生人口性别比接近正常状态，也意味着人们的性别观念、社会文化观念等更为现代，不再人为干预胎儿的性别，这些都会为我国的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定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加快现代化进程。

二 人口素质现代化对未来中国现代化的可能影响

人口素质现代化在本章中是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70岁及以上，6岁及以上人口中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高于16%。2019年5月23日国家卫健委宣布西藏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0.6岁，至此中国31个省（区、市）在平均预期寿命上都完全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早在1990年就达到了70.47岁，实现了现代化。根据联合国的中方案假设预测，中国男性和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在2100年将分别达到86.51岁和88.82岁（United Nations，2022）。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尤其是医疗、营养和社会环境的改善。国家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就是国家富强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平均预期寿命的现代化则意味着这一目标在医疗卫生方面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实现。同时，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还意味着人口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好，拥有健康体魄的国人将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代表了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现代化对于国家现代化意义重大。在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中，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人力资本的高低。随着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我国劳动力素质也随之提高，从而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2015～2020年，我国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只有13.87%，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随着这一比例的上升，我国将能够挖掘更多的人才红利，推动我国的科技发展和创新创业，为国家各个领域的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三 人口结构现代化对未来中国现代化的可能影响

人口结构现代化在本章具体指人口城乡结构的现代化和人口年龄结构的现代化，前者用城镇人口比例测算，后者以总抚养比为指标。城镇人口比例上升是城市化过程，而大量农村人口集聚到城市也将通过“分享、匹配和学习”这三个方面的效应促进经济效率提高和经济快速增长（陆铭，2016）。城镇人口比例上升以及城市规模扩大所带来的规模效应，不仅有利于经济的现代化，还将通过把大量人口集聚在一定的空间之内而带来医疗、体育、艺术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因为大量人口集聚在城市为这些领域提供了消费群体。不仅如此，大量人口集聚在城市之中，还会带来“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即迁移到城市的人可以在与城市中其他人的交往互动中获得知识、技能和信息，从而提高自身的经济收入。因此，城镇人口比例提升，不仅意味着增强人口集聚的规模效应，还将促使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得到实现，提升劳动力的素质。2015～2020年我国人口中城镇人口的比例为59.2%，还有巨大的潜力可以挖掘。根据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2018年版）（United Nations，2018），我国2050年城镇人口比例将达到80%，随着人口城乡结构现代化的实现，我国现代化程度会进一步提高。但另一方面，城镇人口比例上升也会有其负面影响，环境污染、犯罪增加、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可能会出现，对我国的现代化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需要通过各种措施来控制城市人口集聚的负外部性，放大其正外部性。

总抚养比下降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的上升，此时国家将具有充足的劳动力、高投资率和高资本形成率，为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提供基础，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陆旸、蔡昉，2014）。根据联合国的预测（United Nations，2022），2020年后我国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例都会逐年下降，这意味着人口负担会越来越重，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将面临人口红利消失和未富先老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提高生育率，优化人口年龄结构，降低总抚养比，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基础。

——摘自《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人口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