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对近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发展条件的深刻复杂变化，已经采取诸多措施来加以应对，并一直强调“聚精会神办好自己的事”，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未来应以更高质量的开放来应对关税冲击。一是扩大制度型开放，以监管变革推动服务领域更大范围开放，强化竞争政策审查的刚性约束，提升政府采购的公平性和透明度，构建公平、权威的产权保护制度体系，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深层次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二是推进重点服务业标准与国际接轨，以制度型开放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补齐服务贸易发展的突出短板。三是通过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单边开放，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比如近年来实施更大范围的入境“免签”政策，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开展差异化单边开放探索，2025年底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等，都是其中的重大举措。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始终向全世界开放。譬如，中国已经成为多个拉美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稳居巴西、智利、秘鲁第一大出口市场。四是推动区域贸易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如：“一带一路”合作纵深推进；截至2026年1月，我国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深度融入和打造全球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贸区等。

　　“十五五”时期，为确保经济平稳增长并实现预期发展目标，需要重点关注生产要素质量升级和资源配置效能优化，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释放制度红利，进而促进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潜在增长率提升。

　　一是，构建人口发展战略体系，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在人口政策方面，建立健全生育激励保障机制，通过经济补贴、税收优惠等差异化政策减轻家庭生育压力；完善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增加医疗和教育公共服务投入，营造有利于生育的社会环境。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推动教育体系与职业培训深度融合，构建终身学习机制。整合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资源，促进产教协同发展；建立教育—职业发展衔接通道，实施双元制培养模式；完善在职人员技能培训体系，通过规范化培训渠道和激励机制提升劳动者素质，延缓人力资本贬值。

　　二是，创新资本运作模式，提升投资效率。优化投资营商环境，减少行政干预，引导资本流向优势领域；发挥重大项目的引领作用和政府投资的杠杆效应，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构建“政银企”协同机制，探索科技、金融、产业深度融合新模式，打造多元化投融资生态。

　　三是，推进深层次制度改革，激发增长活力。对内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要素流动障碍，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对外要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重点推进服务业开放试点，完善跨境服务贸易管理制度，有序放开医疗、教育等领域市场准入；支持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参与国家科技项目，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将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动能。

　　本文节选自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关税冲击下的中国经济：韧性、挑战与发展路径——面向“十五五”的开放和创新》，载张自然等著《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24～202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第1-28页。

　　本文执笔人张自然、王宏淼、楠玉。张自然，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宏淼，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楠玉，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