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转工是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安置因建设征地而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城工作的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农转工人员从进城到进城后的工作安排和待遇均存在一整套体制性吸纳的程序。尽管农转工人员在进城之初的身份基本上为社会保障先天性不足的大集体工人，所从事的多为城里人所不愿做的边缘性工作，但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实行的城乡分割和城市偏向政策，使农民的生存状况与城里人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农民为改善自身及家庭生活状况往往千方百计地农转工，主动边缘化的倾向非常突出。然而，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松动，在逐渐失去国家庇护的情况下，安置农转工人员的单位效益普遍下滑，这些单位为降低生产成本，减轻包袱，相继出台多项改革措施将包括农转工人员在内的许多工人推向社会，使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农转工人员由于个人资本明显少于原国营工人和大集体工人，因而受这种体制性排斥的程度更大一些，因此他们往往是在边缘化的基础上被进一步边缘化，即呈再边缘化的特征。在这一现象的影响下，农转工人员的进城行为不再是主动而是逐渐转变为被动或消极抵触。描述这种变化的具体过程，透视发生这种变化的体制性原因，剖析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我国体制转型中所发生问题的实质。基于上述目的，本文使用再边缘化理论的解释框架，主要通过对一个具体村庄的农转工人员从边缘化到再边缘化，以及安置这些农转工人员的单位的安置能力的发展变化过程的解析，揭示出发生这种变化的体制性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建构具有更广泛意义的再边缘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