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2日，由国际儒学联合会、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联合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协办的“国际儒学论坛——科伦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来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中国、斯里兰卡、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孟加拉国、伊朗、埃及、埃塞俄比亚、摩洛哥、葡萄牙、秘鲁等15个国家的40多位学者，围绕“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交往与亚非欧文明互学互鉴”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斯里兰卡社会各界人士150多人参加了会议。

斯里兰卡议会议长卡鲁·佳亚苏利亚、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滕文生、凯拉尼亚大学校长塞玛斯何、凯拉尼亚大学原校长Sarath Amunugama、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文化处主任刘东、联合国文明联盟大使潘光等出席了开幕式。卡鲁·佳亚苏利亚议长和滕文生会长发表了致辞。

卡鲁·佳亚苏利亚议长在致辞中指出，2017年是中斯建交60周年，斯里兰卡很珍视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他充分肯定了古“丝绸之路”在促进不同国家贸易往来、不同文明互学互鉴、推动民间友好合作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滕文生会长在致辞中，重点围绕古“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和国家、地区之间的交流互鉴，以及今天“一带一路”上的新型国际合作建设两个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阐述。他概括了数千年间古“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和国家、地区之间交流互鉴的七个特点：一是古“丝绸之路”是沿线国家、地区之间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近及远、远近结合的东西方贯通的交流互鉴之路；二是古“丝绸之路”是沿线国家、地区之间以经贸为主线，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军事、外交等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全面交流互鉴之路；三是古“丝绸之路”是沿线国家、地区之间以民间力量为基础、以政府为指导和监管的交流互鉴之路；四是古“丝绸之路”是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由大国发挥引领主导作用、其他国家积极参与协同为基本交往形式的交流互鉴之路；五是古“丝绸之路”是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经过共同努力克服各种战乱的破坏和困难、实现和平交往为主流的交流互鉴之路；六是古“丝绸之路”是沿线国家、地区之间在交往中陆路海路交互使用，而在不同历史阶段陆路海路发挥的作用又各有主次的交流互鉴之路；七是古“丝绸之路”是沿线国家、地区的人民共同奋斗，为促进东西方文明互学互鉴和共同进步，从而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巨大历史贡献的伟大之路。他指出，古“丝绸之路”上留下了许多不同文明和国家、地区间互学互鉴的历史佳话，比如阿拉伯地区阿巴斯王朝开展的“百年翻译运动”、16～18世纪的“中学西传”和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东传。他认为，古“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和国家、地区之间的互学互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择其要者可以归纳为四条：以和为贵，方能万国咸宁；取长补短，方能后来居上；互利互惠，方能合作共济；革故鼎新，方能与时俱进。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可以为当今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而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关于当今“一带一路”上新型国际合作建设，滕会长介绍了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目的以及在国际社会上所引起的热烈反响。他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继承了“丝绸之路”历史交往的优良传统，是在总结当今国际交往的现实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为实现新型国际合作开辟出的一条新的道路，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改善国际交往和全球经济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个新方案、新模式。

在会议大会发言和讨论中，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西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万明、复旦大学教授邹振环、中国人民大学惟善法师、深圳大学教授景海峰、澳门大学教授汤开建、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李焯然、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研究员冯氏惠、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狄伯杰、埃及爱兹哈尔大学教授阿齐兹、孟加拉国北南大学教授Sk Tawfique MHaque、伊朗沙希德贝赫什迪大学副教授Mohsen Shariatinia、印度尼西亚总统大学校长顾问黄金泉、马来西亚大学教授郑文泉、埃塞俄比亚博士Workineh Kelbessa、美国哈佛大学副研究员Patrick Mendis、凯拉尼亚大学教授Asokade Zoyasa等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从不同视角作了主旨发言。综合整理主要聚焦于以下问题。

关于古“丝绸之路”沿线亚非欧国家经济政治文化交往的情况和相互影响。学者们认为，古“丝绸之路”是亚非欧文明展示其魅力的共同舞台，是亚非欧文明获取资源和文化交流的共有路径。作为贯穿亚非欧的交通要道，它在古代发挥着联络世界、沟通文化、传递文明成果的重大作用。中国的商品沿着这条通道传入西方，而西域和其他地区的大量物产也传入中国。古“丝绸之路”的交流不仅是经贸交流，更是东西方政治、文化的交流。西方世界对中国和东方国家的早期认知，就是通过古“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的。唐代以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亚非欧国家和东西方之间交流互鉴的主角。明朝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不仅向海外诸国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间的交流，而且开启了属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时代。16世纪以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沿海上丝绸之路纷纷来到中国，他们翻译了大量中国历史文化典籍，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给欧洲社会，催生了欧洲从17世纪到18世纪的“百年中国文化热”，促进了“中学西传”。另外，传教士们在中国学者的协助下，将欧洲的历史文化典籍译成中文，将欧洲最新的科技知识与成果传授并应用于中国，推动了“西学东渐”的进程，打开了当时中国学者的视野，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

与会的伊朗学者借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伊朗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共创中伊关系美好明天》中的论述，梳理了中伊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西汉时期，中国使者张骞的副使就来到伊朗，受到隆重接待。7世纪后的中国唐宋时期，许多伊朗人前往中国求学行医经商，足迹遍及西安、广州等地。13世纪，伊朗著名诗人萨迪记录下到中国新疆喀什的难忘游历。15世纪，中国明代郑和7次率领庞大船队远洋航海，其中3次到达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地区。” 他充分肯定了伊朗在促进东西方文明双向交融方面所发挥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埃塞俄比亚学者系统考察了中国与非洲的早期交往历史，他指出，中非交流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中国西汉汉武帝时期。他认为古“丝绸之路”将亚洲、欧洲、非洲连接起来，对推动沿线亚非欧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互通互学互鉴的基本特点和经验，学者们认为，历史上丝路交往具有礼尚往来、和平友好、互惠互利、以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为主旋律等基本特点；在不同文化互学互鉴和相互融合交汇中，彰显出文化多元共生的特性。位于斯里兰卡加勒的“郑和布施碑”就是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共生的体现。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交流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经常会受到战乱、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而中断，必须有赖于一个可以形成巨大人流和物流的制度和政策平台。而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更有赖于两地社会不同阶层人文交流的持续和互信。在不同文化互学互鉴过程中，接触到外来文化是前提，理解和认同外来文化是关键。

关于为古“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做出贡献的亚非欧国家的历史人物，有学者指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明朝航海家郑和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学者们一致认为，1405～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远航到东南亚、印度洋、红海、东非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所到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还有学者认为，在交流互鉴中，僧侣扮演了重要角色，法显被认为在开启中斯佛教千百年来的友好往来，促进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深化两国人民的友谊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传教士则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文化传递者，以利玛窦、庞迪我、龙华民等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在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传入大量科学技术。他们来华时所挟带的大量欧洲图书，为“西学东渐”的开启奠定了基础。为古“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除了典型的个体人物，还有一些特定的群体。有学者认为，在3～15世纪，中外使节和外国商人是中国与东南亚诸国交往的主体；16世纪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人和移民则为东南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关于古“丝绸之路”的交往与21世纪“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联系，学者们认为，21世纪“一带一路”建设在总结和汲取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继承其“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的基础上，顺应当今世界形势发展的需要，为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模式和治理原则。它植根历史、着眼当前、面向未来，在功能和意义上，对古“丝绸之路”进行了传承，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其在空间范围、交流手段、交通方式、格局定位方面又超越了古“丝绸之路”。

关于儒学文化在古“丝绸之路”交往与当今“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学者们普遍认为，作为中华文明之主干的儒家文化，在古“丝绸之路”交往中以它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特质不断地接纳其他异质文化和域外文明的优长，在对话中形成了相互尊重、彼此交融的风格，为文明之间的交流做出过重要贡献。有学者以河南开封犹太社团为例，深入探讨了以和为贵、兼容并蓄的儒家文化政策对犹太文化的包容和融通，儒家文化在重视家庭伦理、重视教育、善于经商理财方面与犹太文化具有相通之处，为犹太人到中国安居乐业创造了有利的文化氛围，其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质使开封犹太人与其他民族和宗教集团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待遇，从而使他们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还有学者指出，郑和下西洋前后历时28年之久，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却没有发生对外战争，这是因为郑和在处理外交事件中，遵循的是“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礼仪，这充分体现了儒家的“王道”思想以及“四海一家”的“天下”观。今天，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理念大多根植于以儒学文化为主干源远流长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蕴含了“以和为贵”“共同发展”“和谐共处”的中国智慧。儒家思想必然会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关于21世纪“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学者们认为，21世纪“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建设原则，超越了冷战、霸权、二元对立思维，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共赢”和非零和博弈的思想，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一个新选择和新思路，为沿线各国创出多层次而务实的合作平台，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一带一路”是一个站在全球高度，盘活区域内各种资源，开辟新的进出口市场，互通有无的合作发展思路，有助于促进亚非欧大陆腹地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改变全球经济政治的空间和活动方式及其流向，为世界范围内的均衡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关于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展望，学者们认为，“一带一路”奉全球命运之公，帮助落后国家发展，缩小发展差距，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不仅造福中国人民，更造福沿线各国人民。它讲究合作互利、多方共赢、平等共治，蕴含着公平、均衡、普惠、互利、共赢的原则；它坚持以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并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这是一种全新的合作理念、发展哲学，将引领全球化新的方向，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有力的推动。从这一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是一条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

关于中斯两国人民的历史交往和友好合作，学者们认为，中斯两国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从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伊始，中斯两国人民就时有交汇，中国和斯里兰卡两个文明古国通过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时空中一直在相互问候、彼此交好。中斯交往开启于汉代；东晋至唐代，双方交往相当频繁；宋元时期，两国关系继续发展；明代郑和下西洋，两国关系进一步加深。两国悠久的交往历史也是有迹可循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就是中斯友谊的一大历史见证。斯里兰卡是著名的佛教国家，中国与斯里兰卡佛教的交流由来已久。中国东晋时期的法显不畏艰辛，西行求法，求学于斯里兰卡，他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吸收域外优秀文化，拓展了中国人不断了解域外文明的视野，为早期中国佛教戒律学等学理体系的完善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法显西行求法所展现出的为法忘躯、坚韧不拔、开放包容、无私利他的精神品质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也是中斯两国佛教交流共同的宝贵精神遗产。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太虚法师也与斯里兰卡佛教界联系密切，他有组织、有目的地选派僧侣前往斯里兰卡学习，其所倡导的佛教改革、佛教教育也深受斯里兰卡佛教的影响。

经过为期一天半的深入研讨，学者们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充分的切磋和交流，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国际儒联秘书长牛喜平在闭幕式上做了总结发言，他认为此次会议全面总结了古“丝绸之路”沿途国家相互交往的历史和交流互鉴情况，深入分析了海上丝绸之路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内涵与当代的启示，客观阐述了“一带一路”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深入研究了儒学文化在古“丝绸之路”交往与当今“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高度评价了中斯两国人民的历史交往和友好合作，学者们结合实际对“一带一路”中文明交流互鉴工作提出了宝贵建议。这些建议主要为：一是加强各国学者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研究和哲学思想研究；二是加强各国精英阶层、学者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解决好文明对话和文化传播中的“文化不平衡”现象；三是加强中国与斯里兰卡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增强文化交流互鉴的力度，以此促进文化交融、文化认同，为“一带一路”的合作奠定基础，提供动力。

斯里兰卡与中国一直保持着传统友好关系，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者、参与者，本次会议即在继续推动中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大背景下召开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本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增进中斯两国民众相互了解，促进民心相通，加强亚非欧文明交流对话和互学互鉴，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 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