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圣经》的翻译历史始于公元635年，即景教（Nestorian）传教士阿罗本（Aluoben，原名已不可知，这是其名的中文拼音）从近东到达唐朝（618～906）的都城长安。虽然传说这一时期曾有30余种《旧约》或《新约》中译本盛行，但除了篇章名目外，它们并未保存下来，《诗篇》（Psalms）即其一。2223631

据说《诗篇》在元朝（1206～1368）已广为人知，恰逢马可·波罗（Marco Polo）及其父亲尼可罗（Nicolo）、叔叔麦特罗（Matteo）一起在中国旅行。麦特罗与马可访问了当时南方最大的城市——杭州的一座教堂，他们发现当地的中国人手拿一卷书，其内容正是《诗篇》。2223632如果此事乃真，那么它只能是唐朝时期的中译本，这时距那个时代差不多700年。

1294年，方济各会（Franciscan，又称“弗朗西斯会”）的会士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 Corvino，1247～1328）随身携带着拉丁语与希腊语《圣经》来到元大都汉八里（Cambaluc，即现在的北京）。随后他翻译了《新约》和《圣咏》（即《诗篇》）。2223633这是《圣经》第一次被译为蒙古文，即当时元朝统治者使用的语言。

17世纪末18世纪初，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采纳的是圣哲罗姆（St.Jerome，347～419）翻译的拉丁文通行本（Vulgate）《圣经》。为了便于礼拜，传播耶稣基督的教导和生平，他们翻译了《圣经》的某些部分，但并未翻译整本《圣经》。当时至少有方济各会的罗明坚（Antonio Laghi，？～1727）、耶稣会的贺清泰（Louis de Poirot，1735～1814）和法国外方传教会的白日升（Jean Basset，约1662～1707）等三位天主教传教士翻译了《圣经》的部分章节，但仅以手稿留存。2223634

在19世纪初期之前，没有一本中译本《圣经》以出版物形式出版（或保存）。《圣经》的第一个中译本的最早译者是新教（Protestant）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和拉沙（Joannes Lassar，1781～约1835）、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和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于1822年2223635和1823年2223636发表了各自的译本。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又陆续出版了其他一些不同版本的中译本，其中被称为“深文理”（使用典雅高深的文言文）的《圣经》中译本深受欢迎，但这种译本只有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们才能读得懂，而大众逐渐对被称为“浅文理”（浅显易懂、半文半白的语言风格）的中译本表现出极大兴趣。这类中译本的最好译者是施约瑟主教（Samuel I.J.Schereschewsky，1831～1906）。像此前的许多《圣经》译者一样，他最先尝试翻译《诗篇》，并于1867年发表。2223637施约瑟根据希伯来原文翻译的“浅文理”《圣经》中译本于1902年完成，深受欢迎，是当时出版的最佳译本。2223638

第一个根据希腊文翻译的中译本《新约》于1864年在北京出版2223639，译者是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固里·卡尔波夫（Gury Karpov，1814～1882）。在他之后，另一位俄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巴拉第·卡法罗夫（Palladii Kafarov，1817～1878）也将《诗篇》译为中文，但其译文并未出版。2223640

天主教传教士在翻译、出版全译本《圣经》方面姗姗来迟，只有德雅（J.J.F.Dejean）和李问渔曾经在1893年2223641和1907年2223641发表了他们用文言文翻译的《四史圣经译注》（The Gospels）与《新经全集》（The New Testament）。

1850年后，世界总格局的变化推动着跨国、跨文化的文学和宗教之间的交往，促使改革甚至“革命”。2223643“深文理”和“浅文理”《圣经》译本都难以满足大众的阅读和欣赏，故有必要将白话口语，即所谓的“官话”（Mandarin，普通话）或“国语”（national language）作为语言交流的工具，使其承担起翻译外国文化与文学（包括《圣经》）的工作，把《圣经》介绍到中国来。基督新教在文化领域开始涉足翻译工作。第一个使用北京官话翻译《新约》的中译本出版于1872年2223644，它比以胡适（1891～1962）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1917年2223645开展的白话文运动要早45年。然而，还需要28年的时间，由一批外国传教士组成的翻译团队才能完成第一部官话《圣经》中译本。2223646这部闻名中国的“和合本译本”（Mandarin Union Version）是由狄考文（Calvin W.Mateer，1836～1908）、富善（Chauncey Goodrich，1835～1925）、鲍康宁（Frederick W.Baller，1852～1922）、文书田（George S.Owen，1847～1914）、鹿依士（Spencer Lewis，1854～1939）和其他一些人共同完成的。像他们前后的所有外国《圣经》译者一样，他们都有中国助手的帮助。这个中译本在中国读者中广为流传，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学者和政治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也被基督教的反对者们所阅读。它有助于现代汉语的形成，在1920～1940年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书写。2223647

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人开始感觉到现代汉语的发展大大溢出了《圣经》和合本的范围。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最初的《圣经》中译本在传教上未取得很大成功，但它们带来了某种新气象，影响至今。

其中之一是吕振中（1898～1988）于1970年出版于香港的《圣经》译本。这项工作得到了大英海外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资助，但并没有被联合圣经公会（United Bible Societies）推荐在教堂中使用。2223648最近，中国人又出版了一个双语《圣经》（新国际版）（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NIV）。不过，其中文对应部分并非此（英语）版本的对应译文，而是80年前的“和合本”（香港，1997）。我没有看到《现代英文译本圣经》（Today’s English Version，TEV）。其翻译遵循了著名翻译尤金·A.奈达（Eugene A.Nida，1914～2011）提倡的“意义相符，效果相等”（dynamic equivalence）原则。奈达也是运用多种语言翻译《圣经》的组织者。另一个《现代中文译本圣经》（修订版）（Today’s Chinese Version Revised Edition，香港，1995）是根据英语福音版《圣经》（English Good News Bible）对此前的修正。2223649

至于20世纪天主教的《圣经》翻译，需要提到的是由雷永明（Gabriele M.Allegra，1907～1976）神父主持的思高圣经学会（Studium Biblicum Franciscanum）出版的天主教思高版《圣经》。这项富有价值的翻译工作完成于1961年，并于1968年出版了全译本。22236501946年，已经出版了译本中的《诗篇》部分。2223651同一年，出自律师、外交家和翻译者吴经熊（John C.H.Wu，1899～1986）之手的《圣咏译义初稿》也与读者见面。2223652它使用了文雅的文言体，或许是这部希伯来诗歌集的最美中译范本，也是《圣经》中译本最具“基督合一”（ecumenical）的译本。吴经熊的顾问是当时的总统蒋介石（1887～1975）。吴经熊是个天主教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担任中华民国驻梵蒂冈公使；蒋介石则属于循道宗（Methodist）的新教徒。1949年，吴经熊出版了《新经全集》。2223653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诗篇》深受中国一些特定读者的喜爱。但本文所谈论的《诗篇》翻译情况并非限于全部译文。“和合本”译者之一的鲍康宁在1908年就出版了片段的格律体《诗篇》译文。2223654在他之前，另一位传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899）于1890年出版了他用古汉语翻译的《诗篇》第1～19章和第23章。22236551867年，宾惠廉（William Chalmers Burns，1815～1868）用官话翻译了《诗篇》。2223656

为什么《圣经》中的《诗篇》会成为第一个被翻译成中文的经卷？为什么第一个译本（如果我们相信马可·波罗的话）延续了7个世纪？为什么它是《旧约》中唯一被孟高维诺翻译成蒙古文的部分？为什么施约瑟以《诗篇》作为他翻译《圣经》的开始？为什么在19世纪和20世纪《诗篇》比《旧约》中的其他部分更多地被选为翻译对象？显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对全世界的基督徒而言，是易于践行的部分。

我认为，《诗篇》获得了那些受过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学教育的中国士大夫的青睐。《圣经》中的诗歌，尤其是《诗篇》，很容易被那些浸染了儒家文学观念的中国知识分子理解。在中国，抒情诗（Lyric Poetry）是最重要的文学形式，其宗旨在于文字之美与伦理之纯（尽善尽美）。由于含有性爱意象及中国人陌生的隐喻，直到20世纪最初的十年，中国人都难以接受《雅歌》（Song of Songs）。而《诗篇》能使中国人联想到《诗经》（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2223657和《楚辞》（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世纪）2223658中那些中国最古老诗歌的某些篇章。

让我以最早出现的湛约翰翻译的《诗篇》第23章开始。作为一首把上帝视为“好牧人”的诗，它是《诗篇》中最受中国人喜爱的一首。至少这一结论是我从与中国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谈话中得到的印象。湛约翰的译文采用了《楚辞》作者屈原所使用的古典“楚辞体”。或许，《楚辞》中的《九歌》最接近《诗篇》，尤其接近那些个人的感恩诗，因为它们都表达了对上帝、神或女神的挚爱。2223659

在所有中译者较为熟知的詹姆斯国王钦定本《圣经》中，我们读到英文：“The Lord is my shepherd；I shall not want. He maketh me to lie down in green pastures：He leadeth me beside the still waters”。

湛约翰的译文使用了十一音阶（字），并在第六音阶（字）后加一音顿“兮”的形式，格律非常工整：“耶和华为我牧兮吾必无慌 / 使我伏青草苑兮引静水旁。”（The Lord is my shepherd，I do not need to worry / I prostrate over the green meadows，and he leads me to still waters.）2223660

吴经熊的文言译文更加精致，更富有优雅的诗意。他使用了“五言律诗”来翻译《诗篇》中的这首诗，这是一种从3世纪后半期到唐代都很通行的诗歌形式。这首诗译于1937年12月7日傍晚，地点是上海的法租界。此时，外国租界都被日本侵略者管辖。后来在香港，吴经熊将此译文及其他《诗篇》的译文展示给蒋介石的妻姐孔夫人（宋霭龄）一阅。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吴经熊回到中国大陆，在蒋介石的要求下，他继续翻译了一部分。这一首的译文为：“主乃我之牧 / 所需白无忧 / 令我草上憩 / 引我泽畔游。”（The Lord is my shepherd / I do not need to fear / He asks me to rest on the pastures / and leads me to fertile land.）2223661

施约瑟的半文半白的中译文虽在旋律上不如吴经熊的译文，但同样优美动人，简明易懂：“主乃我之牧者 / 使我不至穷乏/ 使我卧于草地/ 引我至可安歇之水滨。”（The Lord is my shepherd / I shall not want / He makes me to lie over the pastures / and leads me to the river bank where I may rest.）

在最后一节的第二句，施约瑟依据的是希伯来原文，其中“still waters”（静水）被称为“the water of rest”（可安歇之水滨）。2223662

“和合本”的译文与施约瑟译文十分相似，只是它更为口语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 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The Lord is my shepherd / I shall not want / He makes me to lie over the green pastures / and leads me to the waters where I may rest.）

在1995年末与1996年初停留台北期间，我有机会与台湾诗人蓉子（王蓉子，Catherine J.C.Wang，1928～）多次会面。她允许我影印她自己使用过的《圣经》。从1964年以来，她在每日的《圣经》阅读中，会在一些句子或一部分下面画线。在全书中，只有《诗篇》第23章被全部画过线。2223663

在另一位著名中国女诗人冰心（1900～1999）的回忆录中，她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在北京读书期间，她在神学教师房间里总爱凝视一幅“好牧人”的画像。一次，这位女教师看到她在哭泣，就翻开《诗篇》，让冰心读这首上帝对其子民充满着怜爱的诗。在这个敏感的女孩读完后，她又翻了一页。冰心读到了《诗篇》第19章的第一行：“诸天诉说神的荣耀/ 苍穹传扬他的手段/…… 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

甚至在此之前，冰心就已被《创世记》中的故事吸引，我们可以想象她在读了这两首诗后的感受。在接下来的几天，她接受洗礼。而《诗篇》第19章中的词句可谓最终引导她写出第一部短诗集《繁星》的刺激因素之一。2223664

我们无法知道冰心当时读到的《诗篇》中的这两首诗是英/美英语版，还是“和合本”。无论如何，“和合本”刚刚出版，可能她是其最早的读者之一。

在“和合本”中，这几句诗行翻译为：“诸天诉说神的荣耀 / 苍穹传扬他的手段 /…… 无言无语 / 也无声音可听。”（The heavens declare the glory of God / The firmament propagates his craftsmanship /... Without words，without speech / without sound it can be heard.）

对中国人而言，这些诗句类似道家或佛家审美意境或诗意的回响，它们表达的是无音、无言及无形的自然之美。2223665

“和合本”的译文并非原创。如果我们把它与施约瑟的译文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和合本”的译者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施约瑟的中译文，他们只是使中译文更顺应了当时使用的国语。施约瑟的中译文为：“诸天诉说神之荣耀 / 苍穹传扬其手所作 / …… 无言无语 / 亦无声音可闻。”（Heavens declare the glory of God / The firmament propagates the work of his hand /... Without words，without speech，/ without sound it can be heard.）

吴经熊的译文则与众不同，他采用了五言体来翻译：“乾坤揭主荣/ 碧穹布化工 /……默默无一语 / 教在不言中。”（Heaven and earth make known the glory of God / Blue sky display the work of creation /... Silently without a word / it teaches without speech.）

吴经熊在译文中使用了《易经》中的术语，乾是《易经》六十四卦中的第一卦，坤是第二卦，前者代表天，后者代表地。2223666为了让不熟悉犹太—基督教教义的中国读者理解此诗作者大卫王（King David）想要表达的意思，吴经熊使用了自古以来中国人熟悉的话语，把乾坤（天地）视为自在自生的“阳”（光明、温暖等阳刚之气）和“阴”（黑暗、寒冷等阴性之气）相互氤氲的最终结果。2223667他对第二行诗句的翻译并不完全忠实于原文，但我想指出的是，在吴经熊翻译此诗之前的25年，冰心曾在她的一首诗中描写了满天的繁星：“沉默中，微光里，他们深深的互相颂赞了。”2223668也许他在读到此诗时留下了某种印象。

1921年冰心依据《诗篇》第57章，写下了另一首诗。2223669这首诗也是蓉子在1964～1995年阅读的那本《圣经》中标出的部分。在“詹姆斯国王钦定本”中，这首诗的英文为：“My heart is fixed，O God，my heart is fixed：I will sing and give praise. Awake up，my glory；awake，psaltery and harp：I myself will awake early.”（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呵，你当醒起！/琴瑟呵，你们当醒起！/我自己要极早醒起。）

根据“和合本”对这首诗的附注，冰心和蓉子了解到它是大卫在扫罗王面前弹奏竖琴时所唱，扫罗在愤怒中“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撒母耳记上》19：10），大卫离开并“逃到亚杜兰洞”（Adulam cave，《撒母耳记上》22：1）。在这两位中国女诗人中，没有一人对这首诗的前两行产生兴趣：此时祷告者祈求摆脱其岳父为他设下的罗网和深坑，他向主求援，希望投靠在上帝翅膀的庇护下。蓉子在阅读这首诗时，并未用线标出诗人经受艰难处境的诗行。对她而言，《诗篇》主要（虽然不完全）是为晚祷者准备的篇章。对冰心而言，《诗篇》是在这个充满光明、严静和灿烂的世界上对上帝唱出的赞美诗。她的内心充满着安定、讴歌或颂美。2223670

吴经熊对这首诗的作者大卫王所经受的磨难与伤痛则感同身受。他在翻译时虽未严格遵循作者的原意，内心却与之产生共鸣。因为这时日本侵略者已为他布下了罗网。他与家人一起被软禁在房间里，日本人挖了一个坑，把监管他的“卫兵”一起放在狮子坑中。在可能成为狮子的猎物时，他以不同方式阅读并理解了大卫写下的这两行诗句：“有主何危 / 方寸安宁 / 心怀大德 / 口发颂声 / 味率鼓瑟 / 唤醒清晨。”（If God is with me，am I in danger？/ Actually I am in peace and may repose. / In my heart there is a great virtue，/ and my mouth sings praise. / Just before the daylight，drums and harps. / summon the early morning.）

吴经熊在翻译这首诗时使用了四言诗体，这一诗体常见于中国诗歌最古老难懂的诗歌典籍《诗经》中。2223671

在中国，为什么《诗篇》会成为《旧约》中被翻译得最多的书卷，这个问题的确令人深思。当阿罗本到达中国时，唐朝最伟大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正统治着这个帝国。他是当时世界上最具好奇心或许也是最宽容的统治者。630年，唐朝开始了向周边大肆扩张，它向西沿丝绸之路几乎抵达底格里斯河（Tigris）。2223672在外来宗教影响方面，佛教徒玄奘（602～664）于645年从印度带回了657卷佛典；2223673其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远超阿罗本及其景教徒。从安世高开始，佛教徒就开始了他们在中国的译经工作。安世高是帕提亚人（Parthian），大约于148年到达洛阳。许多佛教译著都兼具哲学之睿智与文学之优美，而《圣经》的译作却相距甚远。据南京神学院的汪维藩介绍，早期的基督教经卷主要完成于“帝国的图书馆”，这530卷的译本目录，在1908年敦煌石窟中被发现。2223674最初，景教徒被允许翻译经文，修建教堂。但在女皇武则天统治时期（690～705），他们成了佛教徒的死对头。2223675在唐明皇（玄宗，712～756年在位）期间，景教重新获得皇室的保护。此时中国涌现了最伟大的诗人，如王维（701～761）、李白（701～762）和杜甫（712～770），但是其状况并未好转，因为受过高层教育的士大夫们对景教并不感兴趣。通过翻译《诗篇》，景教徒也许想竭力证明希伯来也曾经出现了伟大的诗人。在842～845年经过佛教徒的迫害和外来宗教的禁令后，景教几乎消失殆尽。但景教在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以及后来的蒙古部落中获得了成功。在蒙古人统治期间，他们重新得到恢复。

忽必烈汗（Khubilai Khan，1215～1294）的母亲唆鲁禾帖尼（Sorkhakhtani Beki）就是个景教徒，她像以前的唐太宗或唐玄宗一样，对帝国内的各种宗教非常宽容。忽必烈非常像他的母亲。据马可·波罗记载，忽必烈曾说：

有四个受到崇拜的先知，每人都敬仰他们。基督徒说他们的上帝是耶稣基督；撒拉森人的是穆罕默德；犹太人的是摩西；偶像崇拜者的第一个偶像是释迦牟尼；2223676我尊重和敬仰所有这四位先知，但是对天上那最伟大者，更真实者，我向他祈祷，求他帮助我。2223677

忽必烈死于孟高维诺仍然滞留中国期间，其继位者铁穆耳（Temur，成宗，1265～1307）对中国的教导比对来自西方的教导更有兴趣。铁穆耳的四个继任者（即忽必烈的孙子）的统治构成了一段残酷历史，充满着暗杀、血腥及暴力。年幼无能的皇帝登基，兄弟相残，军人掌权。2223678蒙古人感兴趣的是如何让自己变得富裕强大而非靠伦理道德统治国家。如果汉族人试图改变这种现状，那么他们会通过本土的孔子之道。假设孟高维诺想通过翻译《诗篇》去说服蒙古贵族统治者或中国的皇帝以大卫王为楷模，他几乎不可能获得成功。此时的中国迥异于中世纪的欧洲。

1615年，耶稣会士收到教皇将《圣经》译为古汉语的许可，但他们从未开始此项工作。成立于1622年的宣教会在1655年颁布了一项限制令，禁止“任何未获写作许可的传教士所写的书籍的印制。这项法令使得《圣经》中译本的出版几乎成为不可能”。2223679即使耶稣会士们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也被禁止发表。

除吴经熊外，我们不太清楚那些在19世纪和20世纪翻译《诗篇》的译者的动因。施约瑟翻译《诗篇》的一个原因，可能是19世纪60年代初期他注意到在中国许多地方，甚至上海郊区也遭到了太平天国叛军的威胁。2223680

无论如何，《诗篇》“或许是迄今为止写下的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宗教诗集”。2223681这些诗歌优美动人，具有非同寻常、高深莫测的文学价值。也许正因为如此，它们受到了讲究文质彬彬的中国人的喜爱。

（本文曾发表于《跨文化研究》2016年第1辑，稍有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