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析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1980～1992年，中国批评家与《圣经》研究者对《圣经》在文学和批评领域的接受与评论，主要是对《圣经》中的诗歌与小说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汪维藩的《〈圣经〉译本在中国》2223683一文的介绍令读者目不暇接。《圣经》在中国的接受史虽不如在其他一些国家那么漫长（延续1350多年），但其形态多样，特别是近百年来潮流纷繁，的确令人刮目相看。在1862～1949年间，中国出版了300多种《圣经》“官话”译本。2223684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史最早始于635年，此时景教传教士阿罗本来到中国。他随身携带了包括《圣经》在内的530多本叙利亚文的书籍，并将《创世记》、《诗篇》、“四福音书”等《圣经》书卷译为中文。1908年，在敦煌石窟中只发现了这些译文的标题而非译本。2223685

“文化大革命”之后，即1980～1990年末，中国出版了5510000册《圣经》，其中《旧新约全书》达3140000册。2223686它们使用的语言有普通话、方言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对于人口庞大的中国来说，这数目远远不够。

中国在推动《圣经》及其在创作、批评与新知识等领域的传播和发展方面，依然有待时日。早在前共产主义时代，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势力就很强大，至少在某个时期如此，如明末清初2223687、五四运动后的20世纪20年代。2223688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一直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中国有关的宗教领导和宣传者尽可能遵循党的政策，主动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占主导地位的精神文明相一致：

为了实现共同理想，就要对一切有利于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积极思想和精神，都应当加以尊重、保护和发扬。2223689

在那些负责宗教管理事务的领导看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词。对于这些权威者的真诚声明，我们不置可否。但在文学领域，“精神污染”一词却是某种警告。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宗教领域推行了“实践是认识与检验真理的标准”2223690，这可视为共产党理论及其实践的一种有效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