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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会1970年，一个新的《圣经》中文全译本问世，读者却极为有限。究其原因，并非翻译质量的优劣，而是出自一个特别的事实：香港圣经公会（Bible Society of Hong Kong，BSHK）投入了足够资金，仅以吕振中牧师及其亲友的名义出版此书。在扉页上我们可以读到：“为吕振中牧师出版。”
20世纪50～60年代，欧洲传教士、中国神学家和宗教人士渐渐发觉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圣经》译本，能够吸收尤其是来自欧美的权威释经家和翻译家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而更充分地彰显这部人类最具影响力的灵性之作。很多在此领域里甚为勤恳的中国新教徒不再满足于曾经最有影响力的中译本：《旧新约全书》［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ABS），大英海外圣经公会（British & Foreign Bible Society，BFBS）和苏格兰圣经公会（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NBSS），1919］。这本书的副标题为：《官话和合本》（Mandarin Union Version）或《官话和合译本》（Translated Mandarin Union Version，UV）。此译本由于采用白话文的形式而影响深远。尽管早在1906年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就提出过使用白话文
1946年和1947年，丹麦、英格兰、冰岛、荷兰、挪威、苏格兰、瑞典、瑞士以及美国的圣经公会开展了广泛的合作。这次合作汇集许多人士，与主要来自亚洲和非洲等其他国家的代表们形成了基督教界的“大都会”。中国当然也不例外。1946～1949年，联合圣经公会（The Council of the United Bible Societies，UBS）委员会成立了“翻译功能组”（Functional Group on Translation），其主席为著名翻译理论家、《圣经》翻译权威尤金·A.奈达（Eugene A.Nida）。
贾保罗在有意对《圣经》中文新译本——确切地说，部分译文——进行研讨后，便着手研究了奈达提出的方法体系。这项研究体现在他的一篇题为《〈新约〉新译修稿》（Revised Version of the New Testament）的论文中，主要讨论有关吕振中的福音书译文，1952年该文由基督教文学所（Christian Literature Agency）出版。在研讨吕振中的译文期间［与香港圣经公会行政秘书道格拉斯·兰卡什尔（Douglas Lancashire）先生，以及吕牧师本人共同合作］，贾保罗以奈达的《选文的译者评论》（Translator’s Commentary on the Selected Passages）［格兰岱尔（Glendale），加州，1947］作为他（及其合作者）解读吕译本文本、释经、词汇以及句法方面的指南，发表了一篇关于吕振中《圣经》修订版的文章。此文1954年10月首载于《圣经译者》（The Bible Translator），后重印其中文版，收录在贾保罗主编的《圣经汉译论文集》（香港，1965）中。
对吕振中的《旧约》翻译草稿的研讨时间大致是1953年底到1954年初。贾保罗的档案文件现藏于我的图书室，其中第9～22页标记为“《圣经》研讨组”，其工作开始于1954年3月15日，结束于1955年4月22日。但在贾保罗给我的资料中，却没有任何有关1955年4月至1962年10月的研讨记录。
在1964年的圣灵节前，贾保罗在香港完成了另外一篇重要的论文：《中文〈圣经〉修订之前途如何？》（What is the Future of the Bible Revisions in Chinese？）。
吕振中于192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后在燕京大学学习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并在厦门的闽南神学院执教14年。
从英国回到香港后，吕振中就不再积极参与教堂方面的事务。据其本人称，从1948年到1973年4月担任神职期间，他只布道过两次。
只身深入古老过去，沿前人之路上下求索，思虑希腊与希伯来文之谜团。他单枪匹马，顽强战斗于翻译之战场，游历于语言学、历史、哲学和宗教纷繁错乱之竞技场。……他弃绝感官享乐，笔耕不辍。在战争的喧嚣中，拖着病弱之躯，冲过重重危难。他似班扬（Bunyan）笔下的基督徒，怀着无限的勇气和耐心，坚定地越过怀疑、沮丧与绝望之谷，这是每个学者在听到胜利号声，步入应许之地前所必须经历的。作为启示录荣光的硕果，他以同时代的人们所能听懂和理解的语言，把所罗门之歌那慑人心魂的美和登山宝训的感人纯朴倾注到他们所熟悉的思想与词汇中去。
扬教授称，“这部已付梓的著作成为《圣经》翻译的里程碑”。
在1962年10月与26名顾问的书信往来中，贾保罗恳请他们阅读附于信中的《旧约》译稿并提出他们的意见。
贾保罗希望顾问们提出的意见越详尽越好，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①吕修订版文本与希伯来语《圣经》的关系，及其在当代《圣经》学术视野下的价值。
②鉴于吕的理解与广受欢迎的“和合本”中文译者不同，吕译本有怎样的价值。
③相比于“和合本”，吕译本出现了很多不同于广为人知译本的《圣经》词语。顾问们对此持何意见？
④在句法和风格方面，吕倾向于直译，并且尝试一种白话文的文风。于前一个方面他是正确的吗？于后一个方面他是成功的吗？
可以看出，这四个方面和奈达在《选文的译者评论》中的四个要求正好相符。在收到答复后，贾保罗又于1963年2月写给顾问们（并满怀希望寄出）另外一封信，题为《对吕振中牧师〈旧约〉译稿的问询》。他后来很有可能亲笔写下了那些最富代表性的意见。这封信包含了贾保罗的全部问题以及顾问们的意见，鉴于引述信件全文过于冗长，我只选取其中最普遍的意见。
问：你认为吕牧师的译稿比教会现用的“和合本”更忠实地反映了原文吗？
答：总的来讲是这样的。
问：你认为吕牧师的译稿相比于“和合本”在表达上更准确吗？
答：不全是。
问：你认为现有“和合本”亟待修订吗？
答：是的，肯定需要。
至于这个修订是微小改动还是重新翻译，答案并不明确。对微小改动的回答是“无甚价值”，而是否应该重译却没有得到答案。对两者的结合是否可能，回答则是：“对于新译本，‘和合本’倒是不错的参考资料之一”。
四位来自海外联合圣经公会的代表出席了1963年4月的会议，他们依次为：大英海外圣经公会的V.J.布莱德诺克牧师（V.J.Bradnock）、苏格兰圣经公会的D.麦克加文牧师（D.McGavin）、美国圣经公会的尤金·A.奈达博士和荷兰圣经公会的J.L.施威伦格莱贝尔博士（J.L.Swellengrebel）。根据贾保罗的会议记录，除上述四位代表和贾保罗外，吕振中和其他一些中国顾问也参加了讨论。其中会上比较活跃的有：许牧世（Moses Hsü）先生、Timothy Y.H.Chow 博士、S.K.Leo牧师、刘翼凌先生、滕近辉（Philip C.H.Teng）牧师，他们均来自香港和九龙。会议记录笔迹潦草，因此不确定Fred C.C.Peng博士（美国）是否出席了。
会后，V.J.布莱德诺克撰写了《1963年4月香港中文〈圣经〉商议报告》，并分别寄给了奈达、麦克加文、施威伦格莱贝尔和贾保罗。
四位外国圣经公会代表们在“个人意见”中一方面称赞了吕振中，另一方面也给了他致命的一击。在布莱德诺克的信中可以看到如下意见：
①毫无疑问，没有人会认为这个译本可以代替“和合本”。只有一两位顾问认为此译本为重译打下了基础。
②一致赞扬了吕振中在新译本中表现的学术勤奋和执着精神。
③普遍认可了新译本中颇多的学术洞察。在这点上，新译本可以称得上是对圣经公会内任何有关“和合本”修订和新译工作的一大贡献。
④大部分顾问认为在语言风格和句法规范上，此译本不能以圣经公会的名义出版。
尽管如此，圣经公会的代表们和中国顾问们一致同意，“不管从哪方面看，此译本都是一大贡献”。
吕振中在对贾保罗于1963年4月《吕振中牧师〈旧约〉翻译草稿问询报告》的反馈中，表达了对他的谢意：
他精心设计了系统的调查问卷，投入诸多时间与精力，恰当而条理地总结了批评和评论，指出了《圣经》翻译的相关及关键问题，但他仍存遗憾。尽管这个委托项目历时23年，由燕京大学发起，后大英海外圣经公会接管，但在一片批评声中，它却如同一个巨大的错误和失败，浪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
面对批评，吕振中在释经和文风方面为自己辩护：
上帝的启示不应仅为读书人显现（尽管这是其目的之一，或许还是最重要的），且还应播恩泽至孩童与百姓。人们不仅能在阅读中得启示，口耳相传也不可小视，而简明的口语化《圣经》恰恰可以做到这点。
他以武加大（Vulgate）译本后来演变为德语、英语等不同版本的口语版《圣经》作为例证，承认其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国语水平并不理想，但这个不足可以在将来的翻译过程中得到弥补。他希望“在对手稿进一步修订后”，他的草稿（或许整本书，尽管他并未明确表示）可以供那些希望阅读和研究它的人使用。
但是，圣经公会代表们的决议比吕振中所预想的更加严格。此决议建议：
大英海外圣经公会以吕振中私人名义，资助出版并小规模印刷吕振中《圣经》试译本。
吕振中于1965年9月前提供一份完整的《圣经》全译本终稿。
——遵循通信中的全部意见以及贾保罗长达95页的总结，显然过于繁冗，毫无必要。
在此，仅通过分析对《雅歌》的译文意见就足以说明问题。顾问们的10多条意见与此相关。但综观所有寄出的手稿，鲜有顾问对这部分译稿发表看法。或许是审阅吕振中译文的这些神学家们恰好对这部充满诗意、彰显两性爱情力量的作品不太感兴趣，且神学研究和关注的主要对象上帝也并未在这部分中出现。在我看来，吕振中的《雅歌》译文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1952年的《圣经》（修订标准版，RSV），其翻译是由“负责（早期版本）修订的32位学者完成，并贯彻了由各合作教派50位代表组成的顾问团的评审和建议”。
对吕振中《雅歌》初稿前四章的意见参见贾保罗《吕振中牧师〈旧约〉译稿的讨论记录》（Discussion Notes on Rev. Lü Zhenzhong’s Old Testament Draft Translation，第1～30页和第33～95页）和《对1～30页的更正和补充》（Corrections and Additions，第31～32页）以及顾问通信的其他部分。原稿第一部分（第1～32页）于1963年圣诞前夕完成，而第二部分则在1964年4月完成。
无论顾问还是贾保罗或吕振中本人，通常都是将其译稿与“和合本”及《圣经》（修订标准版）进行比较。但在引述顾问们的褒贬及贾保罗与吕振中的意见前，请读者允许我再引用两个较早的《雅歌》版本，即圣耶柔米爵士（St.Jerome，约347～419）翻译、1592～1593年修订的武加大译本（Sacra Vulgate Editionis）《圣经》
《雅歌》1：1（第一部分）
吕的草稿：用他的口接吻亲我。
武加大译本：Osculetur me osculo oris sui。
钦定本：Let him kiss me with the kisses of his mouth。
和合本：愿他用口与我亲嘴。
修订标准版：O that you would kiss me with the kisses of your mouth！
吕的定稿：哦，愿他用他的亲嘴使我陶醉哦！
吕的草稿和定稿有很大不同。对比“修订标准版”，吕改变了代词，但这个改变实与希伯来文中的代词“他”而非“你”相符。不过，吕的译文过于烦冗随意。可能这一句最好的译文是中国著名诗人陈梦家（1911～1966）的：“愿他用他的口与我接吻。”
显然，“接吻”比起“亲嘴”更具有诗意。后一个词在早期的中文文本中“常以部分代表整体，象征着性交”。
《雅歌》2：4
武加大译本：Introduxit me in cellam vinariam，ordinavit in me charitatem。
钦定本：He brought me to the banqueting house，and his banner over me was love。
和合本：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
修订标准版：He brought me to the banqueting house，and his banner over me was love。
资料中未给出吕的草稿的全句的准确翻译。吕振中把“筵宴所”改为“酒楼”，带有些许现代餐馆或酒馆的感觉，这使得译文有些不太妥当。因此，许牧世批评了吕振中的处理，但贾保罗认为这个论点不太站得住脚，因为“酒楼”和希伯来文的“beit hayayim”很接近。许牧世对这一句的后半部分也不满意，认为“他的旗帜就只是‘爱’覆庇着我”太过生硬。吕振中接受了部分意见，但仍有所保留。最终出版的定稿为：“他带领着我进了宴饮室，他的旗帜就只是‘爱’覆庇着我。”尤为有趣的是，在所有《圣经》中译者中，希伯来《圣经》权威专家施约瑟采用了最简洁且最富音韵的处理：“引导我入宴所，被我以宠爱。”
《雅歌》1：16
武加大译本：Ecce，tu pulcher es，dilecte mi，et decorus. Lectulus noster floridus。
钦定本：Behold，thou art fair，my beloved，yea pleasant：also our bed is green。
和合本：我的良人哪，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棚。
贾保罗认为“良人”这个词“有些过时，旧指丈夫”。吕的草稿则采用了“恋爱者”这个译法，而实际上他使用的是“爱人”，被打字员错打为“恋爱者”。在出版的译本上，吕的翻译为：“哦，我的爱人哪，你很美丽！真可爱！啊，我们的床棚繁茂青葱。”
“爱人”这个词在中文中是有歧义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爱人”常指丈夫。为避免误导读者，编辑们在《圣经》（南京，1996）中仍保留了原来“和合本”中“良人”一词。最近的《圣经》［中英文对照，新国际版（Chinese/English，New International Edition），香港-台北，1997］中仍沿用了这个词。吕振中的译文常被批评过于烦冗，以上就是一例。
《雅歌》2：1
武加大译本：Ego flos campi，et lilium convalium。
钦定本：I am the rose of Sharon，and the lily of the valleys。
和合本：我是沙仑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根据注释，“玫瑰”又译作“水仙花”。
修订标准版：I am a rose of Sharon，a lily of the valleys。
“修订标准版”中另外注明“玫瑰”在希伯来文中也指“番红花”。吕在草稿中将“rose of Sharon”译为“平原上的番红花”，与下文“山谷中的百合花”对仗。其定稿为：“我，我是平原上的番红花，是山谷中的百合花。”陈梦家的版本要简练得多：“我是沙仑的玫瑰，谷中的百合花。”这两个版本均符合古代希伯来文和现代中文的隐喻表达特点。而施约瑟的译文则遵循了古诗中常用的“比喻”的手法：“我如沙仑之玫瑰花，如谷中之百合花。”他认为“玫瑰”也可理解为“水仙花”。
从以上吕振中的译文可以看出，他偏爱对仗甚于音译。在这点上，他并没有成功地说服顾问们及后来的译者。顾问团中唯一的女性，芝加哥的弗吉尼亚·C.李（Virginia C.Lee）在信中批评道：“人称、地点等专有名词应与现有译本一致，若对专有名词另有理解可做注，或以插入语的形式予以解释。”这个批评对下一节也同样适用。
《雅歌》2：10
武加大译本：En，dilectus meus loquitur mihi：Surge，propera，amica mea，columba mea，formosa mea，et veni。
钦定本：My beloved spake，and said unto me，Rise up，my love，my fait one，and come away。
和合本：我的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修订标准版：My beloved speaks and says to me：Arise，my fair one，and come away。
关于这句吕振中的草稿到底为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据许牧世称“go with me”或“come away”被译为“来去吧”，这似乎是厦门方言。但他也没有推荐更好的处理方法。不过吕振中承认了自己的失误，并在终稿中修改为：“我的爱人应时对我说，我的爱侣啊，起来吧！我的美人哪，走吧！”同样一句在《雅歌》2：13中再次重复。
《雅歌》2：17
武加大译本：donec aspiret dies，et inclinentur umbrae. Revertere：similis esto，dilecte mi，capreae hinnuloque cervorum super montes Bether。
钦定本：Until the day break，and the shadows flee away，turn，my beloved，and be thou like a roe or a young hart upon the mountains of Bether。
和合本：我的良人哪，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
修订标准版：Until the day breathes and the shadows flee，turn，my beloved，be like a gazelle，or a young stag upon rugged mountains。
按照弗吉尼亚·李的意见，“比特山”的翻译应与现有中文译文保持一致。但吕振中并没有接受她的意见：“我的良人哪，求你来回跳跃，好比瞪羚羊或小鹿仔在有裂罅的山岭上，直到天吹凉风，日影飞去时候。”
“南京本”和“新国际本”（中文部分）在这句上都逐字采用了“和合本”的译法。大英海外圣经公会的《旧约》顾问B.F.普莱斯（B.F.Price）认为，“通过修改将两节联系在一起，这不论对于‘和合本’还是‘修订标准版’来说，都不啻为一大进步”。鉴于草稿措辞未知，我们很难衡量这个意见的价值，且普莱斯先生本人也承认他“没有能力评判中文风格”。
《雅歌》3：10和《雅歌》3：11
和合本：轿柱是用银作的，轿底是用金作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锡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筵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
修订标准版：He made it［i.e.，palanquin’s，M.G.］of silver，its back of gold，its seat of purple；it was lovingly wrought within by the daughters of Jerusalem. Go forth，O daughters of Zion，and behold King Solomon，with the crown with which his mother crowned him on the day of his wedding，on the day of the gladness of his heart。
注释指出，希伯来文中“it was lovingly wrought within”的含义并不明确。我们可以看到中译者严格遵循了“钦定本”：
He made the pillars thereof of silver，the bottom thereof of gold，the covering of it of purple，the midst thereof being paved with love，for the daughters of Jerusalem. Go forth. O ye daughters of Zion，and behold King Solomon with crown wherewith his mother crowned him in the day of his espousals，and in the day of the gladness of his heart。
吕的终稿如下：
他用银子作轿柱，用金子作轿靠子，用紫红色料作坐垫，内部装修的是皮。耶路撒冷的女子阿，你们要出去看所罗门王戴着冠冕，就是他结婚的日子，他心中喜乐时，他母亲给他戴上的。
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的轿子不再是“用爱铺就”（“钦定本”及“和合本”），也不是由“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所铺”，而仅仅“内部装修的是皮”。即使是耶柔米爵士的版本也更富于感官色彩：“media charitate constravit propter filias Jerusalem（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 施约瑟的版本则更加简洁并富有诗意：“内铺以文绣，式甚可爱。”这里“文绣”与孟子（前372～前289）的“膏粱文绣”有关，喻指仁者不羡慕别人的奢华与享乐。
吕振中很可能并没有如期在1965年9月前完成《圣经》的全部翻译。除了上述提到的决议，圣经公会的代表们后来又决定：
①现在看来（在对吕振中进行“裁决”后），似乎目前更需要一个全新的《圣经》中译本，而不仅仅是修订现有的国语本。目前，能够承担这项工作的学者水平尚不够，还需进一步深造。
②凡有志完成学术深造，或希望在《圣经》翻译相关领域获得资格的青年学者，提议为其提供资金支持。每位学者的奖学金以两年为期限。
③推荐邀请以下人士作为此次“奖学金”项目的导师：
容启东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院长；
周联华博士，台湾圣经学院（S.B.Seminary）院长；
吴德耀博士，东海大学校长；
黄彰辉博士，台湾台南神学院院长。
之后大概5～6年用于学习更深的背景知识以及进行人员培训。至于这个项目的具体细节，包括计划、资金等，将在相关协会的年度企划会议上共同商议。
从贾保罗给我的资料上看不出这个项目的后续发展。在1962年6月2日写给B.F.普莱斯的信中，贾保罗提到“与苏黎世校方交涉”和他个人计划的变化，很可能正是此时或再稍晚些，他中止了作为吕振中翻译顾问的工作。
由此看出，联合圣经公会的代表们不仅对吕振中的翻译草稿不甚满意，而且认为汉语界以及年轻学生的《圣经》学术水平皆未达到他们的期望。
后来的《1965年1月中文磋商报告》（Chinese Consultation Report，January 1965）提到，此月E.A.奈达与台湾圣经公会的赖炳炯初步商议，又与同为译者及评论家的周联华、顾敦蹂及台南神学院院长宋泉咸等人见面。
奈达与来自联合圣经公会的同事们对整个项目的失败——至少是尚未取得成果——大概很失望。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才开始重新尝试修订。其中一个修订本是“现代中文译本”（Today’s Chinese Version，1980）。许牧世和周联华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译本依据奈达的“功能对等”原则完成，参考了1976年版的《福音圣经》（现代英文本）（Good News Bible：Today’s English Version），“被很多人誉为承继和合本的新版中文《圣经》”。
在1963年复活节的前一周，联合圣经公会的四位代表及其他顾问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大约一年零一个月后，贾保罗参照他有关中文《圣经》修订之未来的中文材料，写下了其作为翻译顾问的最后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传达了他对中国基督徒的讯息，主要对象是工作在《圣经》领域的新教徒。不过我敢说同样也包括天主教徒，因为就在同时他完成了另外一篇论文，其中强调了1961年在香港思高圣经学会的雷永明神父（Gabriele M.Allegra）领导下翻译的中文《圣经》。他称之为一个“学术成就、宗教热诚的纪念碑”。
贾保罗认为，接受《圣经》修订和新译，对中国人尤其是新教徒来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广为流传、大受好评的“和合本”，其中一些人已将其誉为与儒家经典、《圣经》原文或中世纪及此后《圣经》经典译本同等地位的作品。很多人每日诵读，已成习惯。“和合本”不仅帮助他们形成了民族语言，而且还在塑造内心灵性世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和合本”确是一部值得称颂的伟大作品，它参考了当时最完善的英译本：英文修订版［English Revised Version（1881，1885，ERV）］和美国修订版［American Revised Version （1901，ARV）］。但是，几十年过去了，语言在不断地变化，《圣经》研究也有了新进展，如此来看，拿出修订版或新译本已是迫不及待之事。
这一次，贾保罗并没有参照奈达在文本、释经、词法及句法方面有关《圣经》修订或翻译的要求，而是采用了严复（1853～1921）众所周知的翻译标准：“信、达、雅”。
对大多数中国评论家来说，“信”是《圣经》翻译批评的一个重要参考。当然，对于文本所要传递的原始信息总是存有争议，但毕竟现在的视角相比过去要进步。贾保罗在此也间接指出了最近世界范围内《圣经》研究的不足。尽管一年前顾问团的宋泉咸肯定了吕振中在翻译中所投入的巨大精力与耐心，但他对吕振中是否参考了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表示怀疑，如《〈圣经〉注释：新旧约》［Biblischer Kommentar：Altes Testament，马丁·诺斯（Martin Noth），诺伊基兴-弗林（Neukirchen-Vlyn），1956］和《德语新旧约》［Das Alte Testament，Deutsch，阿多·韦瑟（Arthur Weiser）、哥廷根（Göttingen，1951～1953）编］。宋教授因其“详尽的文本批评”而重点推荐了前者，这方面恰恰是中文译者的阿喀琉斯之踵。
对于其他评论家来说，“达”和“雅”之间的平衡则是翻译批评的重点。这主要与中译文的文言文有关。从美学的角度看，文言文较白话文的确更有价值，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却不如后者那样通俗易懂。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美也是译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文风不优美会有损阅读的乐趣，甚至影响正确的理解。基于贾保罗自己对圣保罗书信的经验，他认为翻译多个《圣经》版本以适应不同层次的读者是可能的，而且承认自己在理解圣保罗的作品时遇到了困难，而J.B.菲利浦（J.B. Phillip）那部极富争议的《致年轻教会：新约书信的译本》（Letters to Young Churches：A Transl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Epistles，London，1947）则帮助过他答疑解惑。
在贾保罗看来，“达”和“雅”固然重要，但对于《圣经》文本，“信”则尤为根本。“信”不同于“质”（字面翻译），后者含混不清，而且索然无味。他引用了孔子的话“文质彬彬”
贾保罗认为对于中文译者来说，最重要的方面是要有渊博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知识，以及对《圣经》研究成果的广泛把握。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只有少数研究《圣经》的中国学生达到了这一水平，而贾保罗认为吕振中牧师就是寥寥数人中的一个。这并不是说他的翻译一直优雅完美。他承认吕振中的译文在很多方面都有欠缺，但他坚持了“信”的原则，并且总的来说，其文风更加贴近现代白话文。尽管吕振中的翻译没有达到教会权威们所制定的《圣经》翻译标准，但它可以既用于教会内部也可以面向普通大众。
吕振中在其译本出版后撰写了一篇论文，从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因为1964年联合圣经公会代表们的决定而感到冒犯，因为其他译者也曾面临过同样的命运。他提及了其中两位：詹姆斯·默法特（James Moffatt）和埃德加·J.古德斯毕德（Edgar J.Goodspeed）。
贾保罗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他努力协助推出一部能在中国新教教会内取代“和合本”的中译本，但以失败告终。这当然不是他的过错。后来，据尤思德的说法
尽管如此，吕振中近30年与贾保罗10余年的共同努力并没有白费。对于把福音传至中国人这一事业来说，他们的硕果现在是、将来也会是值得称颂的贡献。
（本文曾发表于《圣经文学研究》2013年第7辑，稍有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