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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的几处博物馆，都是建立在古老的历史陈迹之上，因而展品和这样的背景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嵌入”关系。与此相反，现代博物馆往往属于“非语境化”的场地——素净的墙面，诊室般的照明——以免干扰我们的观赏。这是一种信息减噪。位于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的大都会博物馆总馆便是一例，完全不同于刚刚聊过的回廊分馆。
尽管整栋建筑带有诸多新古典风格的元素，然而大都会的展示场地本身，却是反复古的。这对观赏绘画非常重要，因为你的注视范围被限定在画框之内。此外你还需要脑补一点儿小常识。比如面对大都会的梵高《自画像》，你总得知道作者是个荷兰人，此人个性超怪异，对巴黎的很多事儿都看不惯，于是跑到南方的普罗旺斯暴饮阳光，还抽风割掉自己一只耳朵，最后用手枪了结了一生。这些说法其实不乏争议，但听上去比较“艺术”，能和我们憋屈的平凡人生形成强烈对比，虽然主张谋杀说的学者也能把故事讲得头头是道。
也有一些知识，你从书上是读不到的。本猴多年前在这里见过一个导游，年纪已经不小，但还能看出她曾有过的美貌。她在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一幅滴彩抽象画跟前，手里的光笔指指点点，讲解画家当年都在哪些地方掸过烟灰。听着挺酷，对吧？也许当年她在艺术圈待过，所以知道内情。玩艺术成功率极低，你得随时准备清仓撤离，换个地方自食其力。
一般人参观大都会，都是跑到总部大厦转上几个小时，两脚肿痛，算是完成一次文化苦旅。这也不难理解。作为能与卢浮宫、大英和艾尔米塔什齐名的综合性艺术馆，这里的藏品数量浩繁，而且门类齐全，依照通例分为埃及、亚述、波斯、希腊、罗马、中世纪欧洲及伊斯兰，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及浪漫主义、写实及印象派，直到现当代，外加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经典，其中不乏珍品。
比如你可以看到杜乔（Duccio）的圣母像。单从稀有程度来说，这位锡耶纳文艺复兴大师的作品，幸存至今的仅七幅而已。其他偶像级的藏品还有安格尔
这类全面覆盖文化史的综合类博物馆，其实很难在各个领域面面俱到，即便是卢浮宫也一样。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文化上的后发展国家，尤其如此。最好的意大利、德国以及西班牙的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收藏，还是分别保留在佛罗伦萨、维也纳以及马德里这样的地方，就像最好的伦勃朗和梵高作品大多在阿姆斯特丹，而最好的印象派作品也一定要到巴黎去看一样。世界上还是有些东西，再多的钱也买不来，抢也无济于事。
对于博物馆来说，搜藏和学术研究固然重要，但如果只藏不展，那还不如改成库房算了。类似大都会这样的机构，其更大的长处，一是资金充裕，二是策展能力超强，它们会在业内频繁拆借藏品，推出各种主题的临时特展。一个博物馆的水平和活力，经常就表现在这些特展上。它们提供的是眼光，是见识，还有前沿的学术成果，以及当前思想气候的变化。再稀罕、再名贵的馆藏，也要组织到一个富有创意的叙事框架内，才能彰显意义。
铁打的空间，流水的展。仍以大都会为例，近年脑洞大开的文化流水席，或曰流动盛宴，可以说是接二连三。仅举近期的例子，像最近国内有过介绍的“耶路撒冷1000～1400年：天国下的子民”。这个特展原本计划安排在修道院分馆，但最终落实到第五大道总馆。借自几十个机构的两百余件展品，呈现出11～15世纪的耶路撒冷，一个位居欧亚非三大洲之间的要冲之地，各种宗教、风俗、语言杂处的文明中心。
我们看到不同的利益、价值在此对话与冲突，代表它们的是各国客商、朝圣者和十字军。犹太人相信弥赛亚将于世界末日到来时在这里降临；对于基督徒，救世主耶稣在此受难并复活；穆斯林的先知穆罕默德逃离麦加后，由这里经历天国。两百多件展品中，原产于耶路撒冷的极少，但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流向这座城市。
但作为一座世俗城市，耶路撒冷的活力主要表现在物资的集散和增值，而不是技术创新。一个十字军骑士的石棺上，墓主雕像手中的宝剑却是中国款式，也许购自远来的行商，也许是缴自敌手的战利品。当年那里流通的硬币来自西西里的匠坊，铸币原料却要从摩洛哥购入，而那些金沙的原产地则远在西非。犹太人镂工繁复的金制婚戒，叙利亚的玻璃器皿，还有来自遥远中国的青花瓷，纷纷证明了那些金币的国际购买力。
这座繁荣的国际都市，吸引无数人远道前来寻找机会和灵感或开阔眼界。整个14世纪，仅威尼斯一地，每年就有三艘船驶往以色列，每艘载客都达千人之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对于大都会，类似特展近期还有“佩尔加蒙，古代世界的希腊化王国”。2016年初路过柏林，重访久违的博物馆岛，赶上佩尔加蒙博物馆部分改建，2019年才能完工。临时被关闭的，恰好是佩尔加蒙的宙斯神庙祭坛。这件杰作体量巨大，上面的浮雕表现巨人族与奥林匹亚诸神的战争。整件装置能在室内展出已属奇迹。没过过久，这组石雕便运到了大都会。同时还有罗马卡比托利欧博物馆
当年，随着亚历山大盛年早逝，其麾下众将拥兵自立，盛极一时的马其顿帝国遂告解体。其中，阿塔鲁斯在西亚建立统治，定都佩尔加蒙（今土耳其境内）。他在这里效仿雅典卫城，大兴土木，建成一个堪与埃及亚历山大港比肩的文明中心，延续先主推动的希腊化扩张。那些庙宇的遗迹，至今辐射出一种世界性而非地方性的文化趣味。而这种趣味的影响，一路向东延伸，甚至通过佛教造像，间接波及中国。
这种文化上的世界主义，也是纽约这座商埠一贯秉承的传统。就像一部老纪录片里说的，你可以从没到过纽约而成为纽约人。这种理念需要通过包括大都会在内的文化机构，潜移默化地传达给公众。而公共教育也正是博物馆的社会功能之一。
几年前，本猴去布鲁克林一家图书馆。那一带五方杂处，满街涂鸦，也有时髦的新公寓，不时出现在某个街角，有些墙上还留着招租广告，一看8888、6688结尾的电话号码，就知道业主是炎黄子孙。那天赶上大都会派人来讲解现代美术史。听众都是附近居民，男女老少，看着幻灯片打出的莫奈、毕加索，忙不迭地赞叹。记得有个男孩上了弦似地不断举手，追问为什么《达·芬奇密码》没有讲起那些画家。然后大家领到免费的博物馆门票，有人或许从此成了艺术爱好者。所谓多元文化、政治正确之类的政策，并非全无诚恳。
大都会今天的做法，也是历史不断进步的结果。谁能去博物馆，从来都是一个政治问题。观众在公共场所相互攀比、效颦、蔑视、看与被看，展示阶级差异。以呼唤民主闻名的法国画家杜米埃（Honoré Daumier），也在漫画中讥笑过穷苦之人面对埃及艺术时的无知。这些人忘了，对于无知者的无知，更是致命的无知。而历代枭雄也都赢在这一点上。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说，博物馆有助于维护现行的等级秩序。新富阶级需要自我展示的空间。他们不会为了社会和谐，牺牲掉辛苦习得的繁文缛节和文化优越感。对于他们，展品反倒成了戏码中的配角。19世纪70年代大都会刚成立时，刻意规定星期日闭馆，以免鄙视链末端的劳工利用唯一的公休日混入高雅的艺术殿堂，打扰有闲阶级的静好岁月。
做出这项规定的，是大都会首任馆长塞斯诺拉（Luigi Palma di Cesnola），以防穷人在艺术圣殿吐痰。此人原籍都灵一带，经历过意大利独立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内战，后来得到美国总统任命，成为派驻塞浦路斯的公使。就在外交官任上，他一不小心混成了考古学家。当时这个头衔经常就是盗墓贼的代名词。发掘工作就此展开，塞浦路斯艺术也在大都会占据了重要地位。统治这一地区的土耳其苏丹，可没兴趣维护古代异教文明的遗迹。否则，不论雅典的帕特农神庙浮雕，还是佩尔加蒙祭坛，怎么可能获准出口到伦敦、柏林。
塞斯诺拉经手的收购当中，有一件至今为人诟病。那是一乘布置在罗马厅上层的古战车，青铜防盾上有神话人物和鸟兽浮雕，车身上还有象牙装饰，专家认为它是伊特鲁里亚王国在被罗马吞并前铸造的。1903年，意大利中部一个山村的农民挖酒窖时，发现一座2600年前的墓穴。其中一些青铜随葬品后来卖给法国人，换来两头奶牛，也有人说是买了盖房子的瓦。
此后文物几经转手，最后在巴黎拍卖，被美国人购得，运往纽约。整个过程背后的推手，正是执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金融巨头摩根。近年来，当初发现战车的翁布里亚地区，有人着手讨还这件珍贵文物。这个运动的发起者认为，当初战车是通过走私出境，违反了意大利的相关法律，属于掠夺行径。
然而麻烦在于，当事各方对这些法律的有效性，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和立场。博物馆方面曾就此表态，说对方的要求，就像卢浮宫把《蒙娜丽莎》送回意大利一样。而整件事的关键，仅在于哪一方的诉求得到法律支持，而不是去搞什么道德情怀。从1989年起，这辆战车一度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2007年，重修后的希腊罗马厅重新开放，战车也在修改原有的组装错误后，再次现身。正是意大利考古学家阿德丽安娜·埃米里奥奇，发现车身的首尾被当年的修复专家完全颠倒，以致车辕一直都被装反，后来的修改工作，就是在她的指导下完成的。
在大肆搜购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后发国家的经济社会活力以及文化上的真空效应。对大都会而言，其胃口远不止于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品，有时就连展馆的建筑都是收藏对象，比如上文说到的大都会回廊分馆。久而久之，很多原来的土豪也都有了修养，不再满足于势利的附庸风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