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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布鲁日，我曾经和一个Airbnb房东闲聊，提到文化认同的问题。当时本猴问他，既然他们这些佛拉芒人和南边讲法语的瓦隆人不是同一条心，是否可能分家出来，合并到同文同种的荷兰那边。他说不可能，因为他们天主教徒跟荷兰的新教徒更玩不到一块儿。
这种历史性宗教对峙，在后来居上的安特卫普你会有更明显的感受。在这个北方港城，巴洛克艺术的标杆人物鲁本斯具有覆盖式的存在感。在圣母大教堂，他受耶稣会委托而作的若干大幅《圣经》题材作品告诉我们，这里曾是反宗教改革的前哨。而在边境对面，那个经过80年抗战之后摆脱西班牙统治的荷兰，则发展出另一种气质的艺术。它的中心是阿姆斯特丹，一个商人的城市。
阿姆斯特丹那些运河沿岸，排列着体量节制的砖屋，下面不时有观光船驶过。稍加留意，你会看到那些屋顶山墙顶部的吊钩。这种装置说明其内部空间的狭促，楼梯的宽度容不得一般家具搬运上下，钢琴这类大物件，更要从窗外吊上吊下。这些建筑的外壁几无装饰。由于北方低湿［尼德兰（Nederland）一词，意为“低地”］、用地紧张、石料短缺，当地人多建砖房。这种平民气息的建材，配上相应的款式，恰好体现了资产阶级崇尚的清教作风。
由于历史的机缘巧合，这里曾经垄断过西方与日本及东印度之间的贸易。对于艺术来说，17世纪也是荷兰艺术的黄金时代，体面点儿的人家，都要请人画像。这种原本属于高级教士、王侯将相的特权，开始流入中产之家。除了肖像，还有家居中的静物陈设。这些都是市民阶级自我肯定的情绪的流露。
这种情绪的另一种表现，是故土之情。荷兰没有名山大川，但宁静的田园、富足的城镇，也能构成低调煽情的景致。欧洲风景画即滥觞于此，它迅速发展成新的类型，并一路南下，影响到威尼斯、罗马，成为帕尼尼、卡纳雷托的先驱。
这些画家足以傲视法国同行，并和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分庭抗礼。其中名声最显赫的，莫过于伦勃朗。不同于当时依靠教会或宫廷订货的外国同行，为市民阶级画像是他重要的收入来源，而且他发了财，开始买房置业。今天老城中心犹太宽街的伦勃朗故居，就是他当年的产业，不远处就是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出生地。
由于住在犹太区，伦勃朗的《圣经》题材作品，特别是人物，具有一种少见的犹太特性。他也会在世俗作品中表现犹太人的生活场景，比如陈列在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
该馆位于阿姆斯特丹城南的博物馆区，不远处还有享誉全球的音乐厅以及梵高美术馆。伦勃朗这个多产画家，作品遍布西方各大展馆，从卢浮宫到大都会，都靠他的名作支撑场面。可就像俗话说的，好酒不良于行。再多产的艺术家，也像周游四海的航船，离不开下碇的母港。世界上最好的伦勃朗收藏，就在阿姆斯特丹这家博物馆。这座文化堡垒的核心，则是位于二楼的荣誉大厅，巨大的空间让人如同置身大教堂，而大厅正中的祭坛，则是伦勃朗的巅峰之作《夜巡》。这幅作品的全称冗长而且拗口，作为非专业人士，姑用俗称。
在欧洲艺术史上，这件尺幅巨大的作品可算是平民阶级的第一部史诗，典重的画面中，一支民防队伍脚踩鼓点，一路行进，好像一不留神，就要走出画框，加入观众中来。这本就不是一支职业军队，所有成员都是平民。这批业余火枪手当中，居然混入一个小女孩，还带了一只死鸡。据说这支民团的吉祥物是鸡爪子。
面对战斗力超强的西班牙人，民兵们流露的自信未必符合史实，却反映出荷兰黄金时代的社会气质。走在队伍前方的，是民兵队长柯克，一身昂贵的黑色衣装表明了这个人物作为阿姆斯特丹清教徒领袖的地位。在他身边手执短槊、衣着鲜亮的副手，则代表天主教社群。这个统一阵线的政治姿态，说明荷兰对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早已超越单纯的宗教革命，已经涉及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
《夜巡》是个约定俗成的叫法。曾有很长一段时间，画面上覆盖了一层暗色的保护涂料，给人一种夜景的错觉，直到二战之后，涂层被清除，人们才见到它的原貌。画中的男性人物都曾真实存在过，其中有些人的墓地还能在各自的教堂中找到。画面中共有17位男性。当年他们每人付给画家100金币，那名鼓手免费。1600金币可是一笔巨款，说明有产者面对外敌，常有更多自我捍卫的动机。画家投注其中的热情，也为一般的私人定制所罕见。
这幅画最初的展示地点，是阿姆斯特丹的火枪营大厅。阿姆斯特丹的民兵组织不惜巨资，先后订购7幅同一题材的大型集体肖像，这个画种因此风行一时，被称为Schutterij。其中一幅杰作出自哈尔斯之手，也在国立博物馆的荣誉大厅展出。对于一般公众，它更像伦勃朗的陪衬。艺术是个赢家通吃的战场，瑜亮之争的结果，经常是负者出局，直到历史做出新的评判。荷兰黄金时代的另一位大师维米尔，要等死后三个世纪，才终于确立了应有的地位。
18世纪初，《夜巡》一度转移到阿姆斯特丹市政厅。为了能够嵌入一个较小的展位中，画幅四边都被裁掉一段。其中右边损失最大，两个人物就此失踪，就像权斗失败的政客。一些阴谋论也由此浮出水面。有人声称，被裁掉的画面暗示了某个丑闻，所以要灭迹。还有更加绘声绘色的说法，比如画家因此得罪了权贵，甚至后来破产，也是大人物陷害。比较可信的说法是，伦勃朗曾经参与多项投机活动，最后一身兼任房东和股东。
作为股票和房地产投机发源地，阿姆斯特丹催生了最早的泡沫经济。郁金香热便是一例。伦勃朗是个爱钱的人，甚至回购自己已经售出的作品，以待大幅升值。最后，多笔按揭款把老头压倒在地，直到资金链断掉。
通俗艺术史经常制造一种错误的暗示，好像风格的演变，是由艺术家决定的。事实或许恰好相反。正是甲方的口味和需求，左右着艺术发展的趋势。即使伦勃朗这样的大家，也无法幸免。当阿姆斯特丹进入“深度富有”阶段，市场开始变化。比起伦勃朗的写实风格，人们更加热衷于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笔下士绅化的风雅形象。
这也影响到画家的财政状况。获得过巨大成功的人，经常是某一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因而更加依赖曾把他们引向成功的路径。而伦勃朗很可能是一个极为自我的人。至少，他毕生留下的大量自画像，留给了我们怀疑的空间。
荷兰国立博物馆有一幅他22岁那年的自画像，或许就是长期的水仙式自我凝视的开始。画中的年轻人头发蓬乱，展现出惊人自信和才华。面部光影，还有来自背后的定点光源，间接体现出来自卡拉瓦乔的影响。当年多数画家的做法，很像彩色胶卷尚属奢侈品的年代——上相之前换上最好的衣装，从蕾丝袖口到花饰宽领，然后摆出戏剧化的姿式。总之，要有身份感。
在17世纪的荷兰那样一个早期商业社会，自画像经常附带名片功能，除了展现技能，更有助于画家在圈子里推销自己。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自画像虽不能直接出售，却具有样品功能，因而有助于未来的销售。至于少数成功的艺术家，他们已经脱离匠人的卑微地位，成为明星，享有国际性影响力。这其中就包括伦勃朗。他的形象本身也已成为坊间的抢手货。
这其中或许还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如果自画像能够出售变现，还能免去外聘模特的费用。除了自己，伦勃朗的妻儿也是他经常选用的描绘对象。国立博物馆有一幅伦勃朗儿子提图斯的肖像，一个身着僧服的秀美少年，忧郁的面容似乎预示了他的短命。画家破产后，曾要求这个儿子早早立下遗嘱，指定自己为财产的唯一继承人。
荷兰的黄金时代影响深远，在金融、贸易和文化方面，其痕迹至今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但那也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除了瘟疫暴发和经济泡沫的破灭，接连不断的外部冲突，也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随着西班牙国力式微，荷兰的主要陆上威胁变成了法国。此外，也是更重要的，是它和英国争夺英吉利海峡的长期冲突。等到双方终于明白，全球海洋足以让双方航行无阻，彼此已经遭受了巨大的人员和物资损失。
海洋对于荷兰的重要性，在这座博物馆随处可见。这里有大量做工精美的风帆舰船模型，其中最大的“威廉王子”号战舰，曾在对英战争中闯入泰晤士河，一路上溯进击。在它周围的展墙上，悬挂着一幅幅海景画。这是荷兰人对于艺术贡献最大的领域之一。
如前所说，17世纪的荷兰，风景画发展成专门的画种。传统上，这些次要类型地位卑微，在宗教历史题材面前相形见绌。这个新兴共和国缺少强势的贵族精神，需要通过表现失常生活，肯定现世的意义。同时它地貌低平，缺少奇崛的山川风物，它的艺术也要在凡俗的景观中发现新的美感，作为国家认同的支持。
这就是荷兰跟意大利在艺术上的最大差异。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意大利人的表现范围基本限于正统题材，也就是《创世记》中的第六天以及之后的世界。荷兰的新教艺术则串接起第一天到第五天，也就是天地万物这些人类之前的造物。这是一种不同的宗教观，除了《圣经》的启示，它还看重对自然的观察研究。而这种艺术风气，稍晚的代尔夫特画家们，会有更好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