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讲过一段故事。他读大学的时候跑到荷兰旅行，一个人骑自行车赶上大雨，半路摔倒，向路边一户人家求助。那家人收留了他，帮他处理好伤口，建议他下一站去代尔夫特。

那是荷兰南部一座很小的古城，位于海牙和鹿特丹之间。除了尼德兰常见的风车、运河、砖墙建筑，那里还以一种蓝陶出名，叫“代尔夫特蓝”。白底蓝花的陶器，最初是为了模仿明代青花瓷（这也是代尔夫特和中国的景德镇结为姐妹城市的缘由）。今天常见的多为旅游纪念品，尤其是做成木鞋形状的小摆设。

像很多古城一样，那里也是一个储存历史记忆的地方。城中运河边有一座倾斜的老教堂，因年深日久，现已不再开放。里面埋葬着一些黄金时代的历史名人，比如微生物学之父列文虎克。那里还有一块铺地石板，上面铭刻着：“约翰内斯·维米尔，1632～1675”。画家的遗骨就埋葬在石板下的某个地方。

若干年后，已经成名的卜正民旅行到海牙。在莫里茨亲王府美术馆，他看到了维米尔的《代尔夫特风景》。画面偏左的一座建筑，在维米尔生活的时代还是一座属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库房。

这个贸易机构创建于17世纪初。当时独立不久的荷兰共和国，正是通过它来从事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自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来，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美洲和亚洲的殖民活动，获得巨额财富。“不甘人后”的荷兰也成立十余家商号，专营东方贸易。为避免恶性竞争，这些商号组成联盟，成为东印度公司，活动范围遍及全球。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可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全日制的证券交易就是当时荷兰人的发明。“三十年战争”期间，欧洲大量新教徒和犹太人迁居荷兰避难。他们是最擅创新的人群，很多发明创造出现在荷兰也就不足为怪。贸易从此开始摆脱区域限制，发展成全球活动。要让这种活动成为可能，得靠三种技术发明——磁罗盘、造纸和火药。有了罗盘，船只才能在远海中定位；纸张便于商人通信，并保存账目记录；火药则带来武力的优势。

中国既是这些技术的发明地，也是欧洲人远航的目的地。自从马可·波罗口述他的中国之行以来，欧洲人便对世界另一端的无尽财富充满向往。当时，中国在全球市场上扮演着商品供应者的关键角色，西班牙以白银的形式提供信贷，而荷兰则在各经济区域之间沟通、整合。维米尔的《代尔夫特风景》中，一艘黑色的驳船停泊在前景。也许它刚刚卸下一批来自中国的货物，比如青花瓷。

荷兰是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主要城镇之间有轨道通勤。海牙和代尔夫特老城之间往返可以搭乘有轨电车，单程不过半小时。如果哪位有兴趣比对画作和实景，可以轻易办到。赶上好天气，年轻人不妨骑自行车。

画中描绘的宁静风光，却是一场大劫难后的残剩景象。1654年年底，该城火药库大爆炸，摧毁了多个街区，死难者过百，伤者逾千。所以画面上弥漫着一层伤感的气氛。罹难者当中，有年轻的天才画家法布里蒂乌斯。这当然不是他的真名。Fabritius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木匠，说明了他早年的职业。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如前所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画家丁托列托，也是以绰号闻名，意思是小染匠，而布伦齐诺大概相当于我们北方人所称的“黑子”。

荷兰绘画史上，法布里蒂乌斯属于“代尔夫特画派”的祖师级人物，他早年住在阿姆斯特丹，在伦勃朗的工作室学艺。移居代尔夫特后，他发展出自己的风格，特别是与其师大异其趣的亮色背景。这个画派是指17世纪代尔夫特的一批画家，他们的主要特征是专注于小题材，并且把类型绘画上升到历史性的高度，不论室内生活还是静物。此外，他们也经常表现城市景观，街道、广场、教堂等都是这些画家笔下常见的描绘对象。

法布里蒂乌斯的画风对维米尔产生过重要影响。他的作品不多，最有名的是《金翅雀》，也在莫里茨亲王府美术馆展藏，就在维米尔的《代尔夫特风景》隔壁。这幅画不过尺余见方，小鸟被链条拴在食槽外的半圆形木柽上，用抬头仰观的视角呈现，画材是一小块旧门板，至今边上还有合页的钉孔。走近细看，你会感觉到鸟的心跳和呼吸。当时很多人豢养这种鸣禽，略加训练，它们就能表演一些小把戏。这种鸟在当时的荷兰艺术中还被赋予死亡与复活的宗教象征意味。

几年前，唐娜·塔特（Donna Tartt）出版的同名小说成为近年美国文学最轰动的作品，唐娜因此获得普利策奖。故事的“结晶点”正是这幅小品。当时海牙这家美术馆恰好进行扩建，这件收藏也被借展到各地，从东京到旧金山，从纽约到博洛尼亚。古画新书彼此助力，引起媒体热议，大批观众排着长队等候入场。

展览荷兰黄金时代绘画，特别是代尔夫特画派，莫里茨亲王府美术馆是最理想的地点。古典式的设计，又临水而建，这座建筑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的作品。它最初的主人是荷兰西印度公司委任的总督，代表荷兰在巴西的利益。当它建成完工时，维米尔还是个孩子。他一定不会想到，自己的作品有朝一日会在这里接受世人虔敬的巡礼。在他生前身后的两百余年里，题材近似的荷兰画家中，多产的加布里埃尔·梅特苏（Gabriel Metsu）比他成功不知多少倍。

艺术的历史，是一个情节反转接连不断的故事，各种结果殊难预料，任何人都无法操纵。如今还有几个人知道梅特苏这个名字？当年他在阿姆斯特丹，可是住在亲王运河附近。即便倒退回17世纪，那里也是一个地价昂贵的路段。反观维米尔的住址，则是代尔夫特新教堂附近的弗拉明街。当年那里还是城中的“下只角”。

然而，维米尔的作品仍有诸多令人费解之处。他曾不止一次表现同一个室内空间的场景，从人物的衣着到家具陈设，说明画家对于殷实人家的生活状况并不陌生。玻璃窗是他经常选用的画面元素——室外的光线自斜上方射入，辉映在人物面部，形成含蓄的神秘暗示。凡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到了他的笔下，立刻获得拉斐尔般的完美效果，呈现出超凡的精神气质。

莫里茨亲王府美术馆的头牌明星是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俗称“北方蒙娜丽莎”。这幅画中的姑娘朱唇微启，眼波流盼，垂肩的头饰略带巾帼范儿；回首抛向观众的永恒一瞥，让她成为曝光率最高的艺术偶像之一。好奇者不禁要问画中人究竟是谁。有人说是画家的大女儿玛莉亚，也有人考证后说是他家保姆，不过多数专家认为没有具体模特。这是当时荷兰流行的一种头部特写，描绘画家理想中的女性面容，叫作tronie，这个词在荷兰语中的意思就是人头。所以它不是某个具体人物的肖像。

这张画原来叫《缠包头的女孩》，改用现名已是二战之后的事。经过三个世纪的冷落，画面有了明显的损毁，人物唇间珠光般的亮斑，还有左眼虹膜上的反光，都表明颜料已脱落；经过1994年的一次全面修复，这幅画才有了今天我们熟悉的面貌。

有人见过档案，其中记载：19世纪曾有一位藏家购入此画，价钱是两个半荷兰盾。要是搁到现在，你去给它定个价试试。要知道，此画早已成为核弹级的文化IP，曝光率和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列奥纳多的《蒙娜丽莎》、梵高的《向日葵》以及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属于同一级别。

既然是IP，自然会有衍生产品。十几年前，美国女作家特雷西·雪佛兰（Tracy Chevalier）出版了同名小说。书中虚构了画家的一个模特，也就是珍珠耳环女的原型。小说表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加上情节的高端文艺以及异国情调，获得了顺理成章的商业成功。后来该书被改编成电影（斯嘉丽·约翰逊主演），电影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莫里茨亲王府美术馆收藏的作品，总数接近900件。对于一个如此级别的机构，规模不算很大。在这当中，有相当比例的作品属于前面提到过的类型画，而荷兰人对此有过特殊贡献。其中静物这一支，对后世产生过特殊的影响。静物这个概念来自荷兰语的stilleven，不过在拉丁系语言中，另有一个“死的自然”的说法，如nature morte。这个画种的繁荣在于几个因素的作用。由于北方新教不鼓励《圣经》人物的再现，艺术的关注点便转向俗世的事物。这里还有荷兰人对于精细写实的偏爱，以及理性时代早期的博物学热。

而当时的静物画当中，花卉又占有特殊位置。特别是来自异国的花种，尤其是郁金香。这种原本产于土耳其的鳞茎类植物，曾在荷兰这个期货贸易的发源地引发过投机热潮。就在莫里茨亲王府施工期间，郁金香球茎的价格曾经暴涨到1668盾。随后便是暴跌。等到市场再次稳定，同样的半磅球茎只能卖到38盾。很多人为此倾家荡产。

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了一套花卉象征语言，有些甚至沿用至今，比如玫瑰代表爱情，百合代表纯洁，而郁金香自然是高贵的代名词。这套“花语”，起码在一线城市的年轻中产人群中早已不再陌生。

当这种理性气质的艺术在荷兰发育成熟，南方天主教世界的艺术家仍沉浸在宗教热忱中。他们继续接受教会的委托。巴洛克风格在他们那里，也因此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特别是在罗马，他们正用奇异迷离的造型，昭示神迹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