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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文物的收藏者，并不限于皇室、政府、军队。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私人藏家，开始成为游戏的主要参与者。
可究竟是哪些动机，让这些精明绝顶的人物把财力投入一项经济回报并不靠谱的活动中？他们可以向博物馆捐赠藏品，从而获得高额减税；也有人通过出手名画获利甚厚；也有人以此洗钱，因为文物转移比起资金流动更难监管。不过，按照大玩家的说法，收藏是一种社会交往方式，类似我们当年通过互借骑马打仗的小人书，建立发小之谊。
在洛杉矶，保罗·盖蒂博物馆的规模肯定是排得上号的。这家私立博物馆共有两处分馆，分别是盖蒂别墅（Getty Villa）和盖蒂中心（Getty Center）。前者的重点是古代罗马和伊特鲁里亚艺术，后者收藏欧洲中世纪到当代的作品。它们全部来自石油巨头保罗·盖蒂（J. Paul Getty）生前的私人收藏。
这位美国大亨生前曾有吝啬的鄙名，还留下过不少逸闻。为了防止来客占便宜拨打长途电话，他雇人在自己家里安装了投币电话。甚至自己的孙子被绑票，他也迟迟不肯缴纳赎金，直到歹人送来小孩被割下的耳朵。但只要是为了艺术品，他会立刻大方得离谱。这种恶习差点让他加入“剁手党”之列。
这其中也看不出明显的功利目的。他的两座博物馆全都远在洛杉矶，可人却在伦敦常住。作为一个飞行焦虑症患者，盖蒂先生不敢坐飞机，可搭乘邮轮穿过小半个地球，时间又不允许。终其一生，他都无缘亲见自己出资建立的文化庙堂。
这个大收藏家在洛杉矶长大，20多岁时就打拼出自己的油田，属于早发财、早退休的典型。可退了休又能干什么？开豪车到海滩，但凡是能用钱买到的乐儿，他全都试过，也全都是没过几天就烦了，于是返回工作岗位，继续赚更多的钱。富可敌国的财力，是大规模收藏的前提。
靠近洛杉矶的马里布海滩，有座仿罗马式建筑，叫盖蒂别墅。盖蒂的古物收藏，从希腊、伊特鲁里亚到罗马帝国，都在这里展藏。建筑本身比较kitsch——不论何处，仿古建筑的通病，就是俗艳——而且园区内的安保措施，也给一些参观者带来检疫般的隔离感。可为了里面的内容，还是值得跑一趟。该馆门票免费，但需要网上预约。
盖蒂偏爱希腊、罗马古典艺术。就像一般没怎么混过文艺圈的土豪，他的趣味并不趋时，对于早就一统江湖的现代前卫风格，根本就不来电。既然是有钱人，就不怕为任性买单。他不光是买，还跟着灵格风（Linguaphone）唱片，苦学相关的欧洲语言。和很多人一样，他特别看重一件东西的原主。收藏意味着拥有一段历史。文物的价值往往不限于其本身，过往物主名录也有巨大的附加值。
盖蒂的藏品中有一尊大力神像，肩扛木棍，手拎狮皮。这件罗马人模仿希腊风格的雕像，18世纪在罗马郊外的哈德良别墅遗址出土，随即又被英国的兰斯当侯爵夫人买下，转手美国是后来的事。鉴于雕像最初的主人是罗马史上一位文治武功均有作为的皇帝，雕像后来又被英国贵族之家收藏，这份履历绝对属于高端大气上档次，对于新富起来的买家，绝对是门楣增辉的事，比千八百万的增值，可是重要多了。
然而并非所有的馆藏都能做到流传有序。出处不足为外人道的藏品，在这里并不少见。多年以来，希腊、意大利政府都在积极追讨其中一些文物。在各方压力之下，馆方十年前承诺将其中的二十余件归还意大利。不过价值最高的一件重器，却不在此列。
那是一座青铜人像，表现一个比赛获胜的运动员举起右手指向头顶的桂冠。和兰斯当大力神像一样，这也是一件师法留西波斯（Lysippos）的作品。那是一位专擅青年裸男的古代巨匠。区别在于，这是真正的古希腊杰作，每一根肌肉线条都充满流畅蓬勃的律动，即使放到雅典，也得算是极品。
1961年，两千年前沉入亚得里亚海底的铜像，意外钩住一艘渔船的拖网，打捞上岸后，被运到黑市，最后又被财大气粗的盖蒂博物馆购得。而它又曾经是罗马军团从希腊掠夺的战利品，在运回本土途中遭遇海难。从一件铜像的几番易手，我们可以领略财富、权力、文化中心的历史转移。铜像出水后，有人尝试找回古沉船位置，以便发现更多财宝，未果。
盖蒂博物馆的另一分馆，在洛杉矶的布伦特伍德（Brentwood）。高地上，一组造型繁复的浅色建筑群，好像希腊遗址的遥远回响。整个园区还有喷泉、迷宫、现代金属雕塑点缀其间。这是纽约白派建筑师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的作品。所谓“白派”，是指秉持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那种纯净的现代主义设计语言，与折中混搭的后现代作风大异其趣。每次来这里，总会看到有人在展厅临习大师的作品。
盖蒂中心的收藏大约覆盖六个世纪，从中世纪晚期贯穿文艺复兴、巴洛克，直到早期现代艺术，其中不乏提香、凡·戴克、鲁本斯、伦勃朗、普桑，以及法国的古典主义、巴比松派、印象派的名作。
说到这里的明星，还是梵高的《鸢尾花》。这是作者同题系列中的一幅，画面设色明丽，铁划银钩的轮廓线带着木刻般的劲健，显示出浮世绘的影响痕迹。当年画家自残后，住进普罗旺斯的圣雷米精神病院。作品完成后，被画家的弟弟提奥提交独立艺术家协会的年展。一起送展的还有他的另一幅杰作，现藏巴黎奥塞美术馆
在全球博物馆中，盖蒂中心拥有最充裕的资金，但作为新贵，早已错过粗放搜获的先机。老牌机构跑马圈地的扩展机遇，早已随着等级制度和殖民主义，成为历史中翻过的一页。可新有新的好处，比如设施先进。2016年这里就搞过一个大型的敦煌文物展，不惜工本，在展馆园区搭建莫高窟部分内景。
盖蒂拥有最好的实验室，在修复古旧残损作品方面，也能有所作为。在这里修复的作品，最有名的就是让-巴普蒂斯特·乌德里（Jean-Baptiste Oudry）的《克拉拉》（Clara le Rhinoceros）。乌德里是18世纪的法国画家，在壁毯设计方面也有相当的成就。作为王家绘画雕塑学院的一员，他的画风不出当时流行的洛可可大潮。异于同侪的是，他的影响力主要不在优雅轻佻的情爱题材，而是静物和动物。《克拉拉》画的不是宫装仕女，而是一头雌性犀牛。
这幅画属于德国的什未林国家美术馆（Staatliches Museum Schwerin）。什未林地处北部，距离汉堡不远，但二战结束后，却被划归东德。战争期间，这里没有遭到破坏，从公爵城堡到红砖哥特式大教堂，都基本完好，于是成了一处名胜。现在这里是西波美拉尼亚州府所在地。
两德统一前，这家博物馆的条件极不理想，导致《克拉拉》严重损坏后又被长期忽视，等提上议事日程时已经到了21世纪。最后还是盖蒂博物馆接手修复工作。在这件作品中可以看到启蒙时期特有的科学眼光，静态的画面背后，是当时精英阶级的博物学狂热。
本猴第一次接触克拉拉的形象，却是在北京。当年读小学的时候，中国还在闹“文革”，中小学生每个学期都有一段时间，要被送到厂矿农村，投身第一线社会生产实践。因为劳动表现积极，得到过一份肥差作为奖励，也就是跟另外几个小孩一起，去故宫打扫卫生。我们会在每天9点开门之前，先把养心殿的前后院落打扫干净，然后再去文渊阁除草。那是紫禁城从不示人的一角，里面破败不堪，一座石桥的汉白玉栏杆坍塌在下面的水池里；当年印制《四库全书》的木版，不少就堆放在室外。
一个月后，我们已经把故宫的里里外外勘察了一遍，除了皇极殿。那是压轴节目，由博物院领导委派代表，率领我们参观一座偏殿里的《收租院》群塑。雕塑本身不错，有些《加莱义民》的意思。阶级斗争教育完了，我们被领去观赏昔日皇家的宝物。
当时印象最深的展品是一座18世纪的英国古钟，应该出自名匠詹姆斯·考克斯之手。此人更有名的制作，是圣彼得堡冬宫里那座金制孔雀大钟。英国的时钟业曾经领先全球，后来由于路径依赖，没有赶上机制标准件大潮，才被德国超越。那座钟的设计，也有很重的洛可可装饰风，整个钟体驮在一头鎏金嵌宝的印度犀牛背上。以前只在动物园里见过非洲双角犀，觉着印度犀牛的独角或残或畸，非常奇怪。
很多年后，本猴查到座钟上的犀牛确有所本：雌性，取名克拉拉，生于印度。174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位年轻船长把它运回鹿特丹，随之巡游各国，接受各色人等观赏，包括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之女玛丽亚·特蕾莎这些大人物。这是当年欧洲人唯一可能见过的犀牛。
克拉拉天性温顺，只是在海上跟水手们相处久了，嗜好啤酒和烟叶。有关这些细节逸事，可以参阅爱尔兰作家格莉妮丝·芮德利（Glynis Ridley）的《克拉拉的壮游：随一头犀牛漫游十八世纪的欧洲》一书。
1749年，克拉拉运抵凡尔赛，掀起一波新的时尚，贵族们纷纷把假发做成犀牛角的款式；法国海军新建的一艘快速舰，也被命名为“犀牛”号。当时启蒙思潮正盛，博物学家布封为它做了体检，它的肖像和词条，也被收入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当然也有乌德里这样的画家执笔助兴。这还不是克拉拉第一次被人造像。此前在德累斯顿，迈森制瓷坊的名匠昆德勒（Johann Joachim Kaendler）为它画过很多速写，然后按图烧制成瓷塑。迈森是欧洲第一个成功仿制瓷器的地方。
在克拉拉之前，西方人对犀牛的了解，仅限于纽伦堡画家丢勒1515年的一幅木刻版画。那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从印度弄来一头犀牛，然后送往罗马，以讨好当时的教皇。从里斯本到意大利这段路程只能走海运。当船经过马赛，早已等候在附近一座岛上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希望一睹这头绝世奇兽。葡萄牙人不便拒绝，只得应允。等法国人满足了好奇心，船再次起锚，没走多远，便遇到风暴沉没。
画家丢勒身在纽伦堡，并未亲眼看见犀牛，作画只能靠别人的信件转述。他刻画的犀牛，皮肤质地斑驳，好像一层铠甲，肩胛之间还多了一根突出的尖角。那层铠甲，其实另有来历。犀牛运往意大利前，曼努埃尔曾让它和一头幼象决斗。
古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曾说，犀牛和象是天敌，葡萄牙君主就想验证一下古人的说法。肉食者狸膏金距学斗鸡那点出息，古今中外几无例外。当时犀牛披挂的是莫卧儿王朝的印度骑兵马甲；肩胛上那根凸出物是马鞍前的把手，帮助骑手挥刀冲杀时保持稳定，并非西方人误以为的犀牛的第二只角。
正是这个有欠准确的犀牛形象，曾流行于西方世界长达两个多世纪。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根据它设计过族徽。西方动物学的开山鼻祖、瑞士医生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ner）在他的《动物史》中，也用这张画作为这个物种的图解。此外，比萨大教堂的西门上，也能看到丢勒那幅犀牛木刻的青铜翻版。
直到今天，德语中仍然把印度犀牛称为“甲犀”，直到克拉拉现身欧洲，错误才被纠正。乌德里为它画像的地方，也就是巴黎左岸的植物园，正是启蒙时代博物学研究的中心。现在那里是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所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