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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犀牛克拉拉抵达欧洲时，正值启蒙运动进入高潮。面对这头来自神秘东方的独角兽，热情高涨的精英阶层把它看成异国情调以及新奇知识的化身。它一路被展示，一路被描画，背景也一路变化——它的主人，那个荷兰船长，因此赚得钵满盆满——到了威尼斯，它在隆吉（Pietro Longhi）的画中，尖角已经没了。有人认为这是饲料当中缺少某些元素所致。
所有这些画像当中，最有意思的还是前文所述那一幅。在乌德里笔下，犀牛最大的不同，是它的眼神；虹膜的反光处理，以前极少出现于动物形象中。人类描绘动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最早期的例子就是法国西南部的拉斯科洞窟壁画；里面有羚羊，也有野牛，但根本看不到植物，也没有其他景观，甚至连人类自己都在画面中缺席。先要有肉吃，这才是硬道理。
随着西方进入文明时代，艺术中的动物形象，除食用和役使外，也会成为宗教崇拜的对象，于是有了龙、独角兽、凤凰。即使那些没有法力的，比如兔子、松鼠和麻雀，也不时会成为经文抄本中的配饰。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观察描绘动物的态度再次剧变。他们开始用亚里士多德式的态度，把动物看作自然现象。最典型的就是列奥纳多·达·芬奇。他不但观察动物，而且解剖动物。
这是一种唯物的态度。就像哲人笛卡儿后来认为的那样，动物只是自主运动的机械，不具备感知痛苦的能力。因为不思考，所以不存在。直到启蒙大潮来临，文化风气大变，理性主义交杂着感伤情怀，开始挑战很多原有成见，尽管这个认知过程伴随着各种残酷的试验。有个瑞士医生，为了研究动物的身心感受能力，活剐了一条怀孕的狗，发现剥除胚胎时，试验对象的痛苦表现最为强烈。
前文提到，乌德里画中的犀牛眼神充满温驯。那层泛出的光晕折射着时代精神。它不是机器，而是生灵。然而，动物仍然只是人类理性的格致对象。克拉拉旅欧期间，正是博物分类体系的形成时期。按照卡尔·林奈创立的方法，独角犀属于动物界的脊椎门，哺乳纲，奇蹄目，犀科。
在凡尔赛宫，克拉拉遇到了林奈的论敌乔治-路易·勒克莱尔（Georges-Louis Leclerc），也就是著名的布封伯爵（Comte de Buffon）。此人身后留下一部卷帙浩繁的《自然史》，覆盖了那个时代自然知识的所有方面，他是个文人，不懂所谓的学术规范，观察方法也是直观的。他指责林奈分类法不能反映物种与具体环境的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行为方式的差异。然而，历史做出了相反的判断。林奈分类体系，包括双名法——比如家猫是Feliscatus，铲屎官则属于Homo sapiens——沿用至今。
这位通才是伏尔泰那辈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27岁入选科学院。他先以数学成名，对概率论和几何学做出过贡献，“布封投针问题”便由他提出。据说他的最初目的，是估算赌博的胜率。他率先意识到人与猿之间的相似性，但否认二者拥有共同的祖先。他还研究过行星的起源。这种人总能提出一些有趣的想法。他认为上帝创造万物，不会照顾到每一个细节，比如一只甲虫的翅膀如何折叠，因此各个物种都会自行改进或退化。
布封的思想启发了很多人，但他自己却只能成为过渡性人物。今天我们还能记起他的名字，主要是因为他对写作的一句论断：“风格即人本身。”很少有人知道，巴黎植物园
这座开阔的园林位于左岸的五区，现在是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部分。既然是植物园，自然少不了草木花卉，很多人前来散步、锻炼，偶尔也能看见中国大妈大爷，领着当地人练太极、跳广场舞。一些生物学史上的名人铜像，散立在各个角落，俯视园中的众生。他们都曾在这里工作，做出过重要的科学发现，就像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声誉，不仅源于它的收藏［正厅中那具偶像级的梁龙，根本就不是化石，而是卡耐基（Andrew Carnegie）赠送的石膏模型］，更重要的是那里产生过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恐龙一词就是他创造的）、赫胥黎那样的人物。
公园入口的铜像是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此人是18～19世纪法国重要的博物学家，园中收藏的植物标本很多可以追溯到他工作时。他提出过最早的生物进化设想，认为进化是生命体适应生存环境的结果。器官功能的“用进废退”就是他的理论。不远处是解剖学家居维叶（Georges Cuvier）。就是他最早发现，一具化石所属地层越古远，和现存亲缘物种间的差异就越大。较近地层中的猛犸象和现代大象，一看就是亲戚；可现代巨蜥和白垩纪的沧龙，门外汉会认为毫不相干。他是最早研究沧龙化石的人，沧龙就是《侏罗纪世界》里跃出水面吞食鲨鱼那种大家伙。
布封这位大主管的铜像却远藏在园地深处。走过古典式玻璃暖房，几乎到了园地后门，才能看到。出了那道门，就是巴黎的大清真寺。那里有两栋工业时代早期的建筑，外观都还保留着古典范儿的装饰趣味，只有看到内部的钢制结构，才会确信其晚近的来历。它们都是1889年世界博览会的产物。
博览会恰逢大革命百年庆典，同时法国当局急需摆脱对普鲁士战败的阴影，于是大兴土木，完成了不少大型工程项目。除一些火车站外，还有蒙马特高地的圣心教堂，都采用时兴的预制钢架承重，而外部立面却保持着第二帝国遗风，折射出审美趣味相对于技术的滞后状况。埃菲尔铁塔也出现在那个背景下，只是完全暴露的结构太过超前，多年不为时俗所容。据说莫泊桑是塔上那间餐厅的常客，这份热情让不少人困惑，直到作家解释称那是城中唯一看不到铁塔的位置。
随着历史演变，植物园也早已不是原初的面貌，现存最古老的部分，是一座小型动物园。这里靠近奥斯特里茨车站，老远就会闻到兽舍的腥臊气味。倒退两个世纪，那是欧洲最大的异国动物圈养地，前身是凡尔赛的王室动物园。很多科学家曾在那里做过研究，包括解剖学家居维叶。这里的历代居民中，最有名的是大象金宝（Jumbo）。1861年在苏丹被捕获后，金宝被转运到法国，一度落户于此。大象后来又被卖给美国马戏班主巴努姆，成了表演明星，却饱受压榨，直到死于火车事故后，它的皮和骨还被制成标本，四处巡展牟利。
诗人里尔克曾在这里得到灵感，用一首商籁体（十四行诗）表现一只黑豹的“意志昏眩”。行伍出身的现代画家亨利·卢梭，喜欢炫耀他在墨西哥打仗的经历，其实都是瞎掰。他一辈子也没迈出国门一步，小偷小摸倒是干过不少。他笔下的热带丛林，正是来自对植物园暖房的写生，而画中的异国动物则是这个角落的囚徒们。
园中另有两处室内动物园，就是前文提过的园地西端那两座建于百年国庆的建筑，只是它们展示的不是活物，而是死的。一是古生物和比较解剖学分馆，里面排列着史前动物化石，像美颌龙和肿角鹿，还有长须鲸的骨骼标本。一个多世纪之后，这里大体保持了最初的规制，就连说明标签，有些还是手写的。
与之形成明显反差的，是近年重新装修过的进化大厅（Grande Galerie de l’Évolution）。时尚的设计极富形式感和戏剧性，也引起过不小的轰动。就像巴黎现在的万塞讷动物园，这里也是根据生态群，而不是林奈分类法划分区域，强调生命世界的多样性；底层展示生命发源的海洋，珊瑚礁模型周边悬置着各类海洋动物标本，从鱼类到企鹅，从海豚到乌贼，从极地到赤道。
大厅二层的非洲动物部分，已经成为不少博物馆的仿效样本。这是一个壮观的百兽队列，从黑暗大陆缓缓走出，由大象领衔，接着是斑马、长颈鹿、河马一路跟进，还有狮子、猎豹等食肉兽，匍匐尾随其后。这些标本的集成效果混搭了各种元素，从《圣经·旧约》中的诺亚方舟，到古希腊戏剧的庄严进场，再到迪士尼的《狮子王》。它们头顶上是姿态各异的鸟和猴子，像被封冻在静止的时间里。
也有身份经过确认的动物。一只凶相毕露、扑到一头驮象背上的雌虎，来自一百多年前，是当时的奥尔良公爵的战利品。还有一头18世纪的印度独角犀牛。很长一段时间，本猴以为那就是克拉拉，后来才知道等它来到巴黎时，克拉拉已经死去多年，虽然长寿的路易十五仍然在位，革命的滔天洪水还要再等二十年。（据说没有证据表明这位昏君号称在他身后是洪水，就像他的孙媳玛丽·安托瓦内特也没说过让穷人吃蛋糕。那些都是讹传。）
从这里朝上仰望，玻璃天棚滤下色彩多变的光线，时晴时雨，风云变幻。就在展厅三层，一只长颈鹿探出头来，也在向下俯视。那个展区的主题，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界造成的生态冲击。那里可以看到一些罕见的标本，比如南非斑驴、瓦胡岛蜂鸟，当然还有渡渡鸟，它们都已灭绝于人类的猎杀。
生生灭灭，也是生命的铁律。人类出现之前，地球就已经历过五次大灭绝。每一次，世界上大部分物种都会彻底消失。第五次大灭绝，也就是白垩纪结束那一次，是近年的热门话题。当时雄霸食物链最高端的恐龙，除部分兽足类进化成鸟类外，被全部从地球表面抹去。这是整个事件的结果，而人们更关注原因。有个流行很久的理论认为，恐龙笨拙而呆滞，属于进化史上的不适应者，所以在与哺乳动物的竞争中被淘汰了。
随着大量新的化石证据的出现，专家们发现，早期哺乳动物面对恐龙的霸权没有任何优势。于是灾变说成为显学。这也就是说，大灭绝源于某种不可抗力。关于这个终极凶手，也有不同假说。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认为，是德干高原火山群发造成浮尘阻断日照，形成核冬天效应。这和美国人的主流理论非常不同。关于这一点，我们转到下一座博物馆继续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