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MOMA向西到第十大道，再一路往南20条街，就是伊丽莎白·迪勒设计的高线公园。这段狭长的悬空绿地由一段废弃多年的高架铁道改建，纵贯曼哈顿西侧的切尔西。

早在纽约之前，巴黎第十二区的绿色走廊（Coulée verte），就是把废弃铁路改造成园景的先例。高线公园则带有更加刻意的后工业效果——旧日的钢轨经过除锈处理，再装回原地，铁轨和枕木之间交杂着貌似原生态的花草，从金光菊到薰衣草，把时间倒叙回黑白片时代，再用崇尚野趣的当代园艺技术加以美化。这不是怀旧，它更像人工做旧的一小段未来，就像《没有我们的世界》描写的一个场景：人类灭绝之后，大自然侵入荒弃的纽约，开始追讨原本属于自己的领地。

高线的水泥板条路边，是款型入时的木质椅凳，有些还做成露天剧场观众席的梯形结构。这是一个人们看与被看的公共空间。你可以把脚下的甬道当成模特走秀的平台，也可以观赏天桥下的市井情态。随便走下一道不锈钢扶梯，就会进入切尔西的日常景象。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一带街区成为新的艺术中心，大批画廊进驻，包括财大势雄的高古轩。它们经常举办免费的名家展览，也许是商业造势，我辈平凡人士只管蹭场就是。

一般来说，画廊展示的当代作品让你看不出毛病，但也很少留下太深的印象。高标猎酷，可理论懂得太多，东西还没做，自我阐释已经不止一轮小周天。出于这个原因，它们彼此太像了，不管造型、材料有多少差别。它们试图努力达到，却力不从心的地方，是制造震惊。有些室外展放的公共艺术，之所以还能引起注意，往往只是因为它们超大的体量，比如高线公园告示牌上不时更换的巨幅摄影。

偶尔也会看到巧思，大而萌的造型让你暗自莞尔。可它们早已毫无冒犯地融入日常背景，比如拍卖前陈放在西格拉姆大厦前的《无题：熊/台灯》［Untitled（Lamp/Bear）］。大楼是早期国际风格的经典之作，出自密斯之手。楼身从园林大道大步后退，腾让出一个广场，供行人休憩，也为展放大型雕塑提供了临时空间。这个高达10米的玩具熊造型出自瑞士人乌尔斯·费舍尔（Urs Fischer）之手，背后嵌入一盏老式台灯；这一结合两个现成品元素的设计，也是马塞尔·杜尚的遥远回响。

可杜尚没有这么卡哇伊。

由此再往南走，第26街左转，就到了一座巨大的法式建筑。这是美国第69步兵团的军械库。这个番号的部队成名于南北战争，近年还在阿富汗打仗。这栋大楼却不是因为战争成名。1913年，这里举办过一次大型艺术展，包括了从印象派到立体派的300多名艺术家。一般叫得上名字的，从塞尚、梵高、毕加索到康定斯基，都赫然在列。那是美国公众第一次大面积接触欧洲现代艺术。

见惯了花红草绿的亮丽风景、油光水滑的金发正妹，广大观众面对那些粗粝晦涩的造型，彻底晕了头脑。即便莫奈格调恬雅的《睡莲》，衡之以当时的学院派标准，也就是未完成的画稿。凸显笔触本身就是技法欠佳。作为资产阶级话事人的媒体一片谴责之词：拙劣、反道德、无政府，这些都是重复使用的批评之词。包括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内的大人物，也公开加以斥责。所幸有关部门秉持中立，没有施加行政干预。

也正因如此，这次展览大获成功。此后，略具文化敏感的人士，开始怀疑曾经相信的，相信曾经怀疑的。由此而来的负面效果是装门面，“贱人们”给我听好了：伟大作品你们不喜欢，是因为你们老土；自己不懂高雅文化倒也罢了，还让下一代输在人生起跑线上。一旦艺术脱离人们的共同文化和一般经验，烦冗诡奥的阐释便成为刚需，满嘴术语黑话的“蛋头”，成了这个产业的估值专家。偶尔有巴斯奎特（Basquiat）、班克西（Banksy）等少数“毛贼”街头暴动，很快也被收编招安，“逼娼为良”。

就在同一年，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剧院，斯特拉文斯基为俄罗斯芭蕾舞团创作的《春之祭》引发观众骚乱。那是一个文化事件可以制造震惊的时代。相关解释繁多，无外乎技术进步改变生活方式，与新的人群的交往扩大文化视野；很多曾被颠倒的关系，以矫枉过正的方式，被重新颠倒过来。

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就连一本青年诗选，一次全军检阅式的新潮美展，哪怕人体画展，都能进入街谈巷议。这样的历史大变局百年不遇，见过世面的公众抗药性越来越强，可创作者的武库已经搬空。下一个窗口期，弄不好要等到人工智能扮演我们的先知，提供全新的感知方式。

一个世纪前的军械库大展上，斩获最大的却是杜尚。虽然已经尝试重新定义现成品，但他的参展作品还是绘画。《走下楼梯的裸女》完成于此前一年，没在欧洲闹出什么动静。但在纽约，它迎来了所谓“丑闻的成功”，成为媒体集中火力的攻击对象。争议永远是爆红的捷径，虽然这种机会可遇而不可求。

这幅褐色主调的油画，将一个走下楼梯的女子的人体动作，分解成一系列错落交叠的几何形体。由于生理局限，人不能用肉眼辨析物体的高速运动，但从史前开始，人类就在努力捕捉并分解运动过程。19世纪有个英国摄影师，叫迈布里奇（Muybridge），年轻时移居美国旧金山。当时淘金热还在继续，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文化需求。他卖书赚了些钱，后来遇上马车事故，震伤了脑子，看东西重影，结果是一番新的人生。

回英国养疗期间，他接触到尚属新生事物的摄影术，回到旧金山后，开始以此谋生。此人具有美国式的企业家精神，又恰好赶上内战之后的发明热潮。拍摄移动对象时，他会在一侧放置多台摄影机，在另一侧架设反光幕布，快门被一根牵线依次启动。他还造出一种放映装置，把照片拷贝到一个透明圆盘上，转动起来，就可以观看连续动作，有奔跑的马，也有走下楼梯的裸女。这个发明启发了爱迪生的电影放映机，也影响了杜尚。

《走下楼梯的裸女》画完干透，杜尚便提交给巴黎的独立沙龙，却被立体派前辈拒绝了，理由是意大利未来派影响的痕迹太过明显。这件事给他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这张画后来拿到美国展出，标题上又加了一个“2”。

未来主义源于现代化起步较晚的意大利，不像北方兄弟门派那样，和现代文明势不两立。它拥抱工业化，偏爱飞机、汽车这些反应速度、力量的题材。缺什么想什么，这是人性。起草未来派宣言的诗人马里内蒂（Marinetti）就曾呼吁，把威尼斯的运河填平，改造成汽车道。而在更加落后的俄国，这个运动的影响更大。

美国人不了解这些欧洲人的门户之见。他们看待事情更直接。当年《纽约时报》评论说，杜尚这张画，就像一座被炸塌的木板加工厂，还蛮形象的。如今此画被收藏在费城美术馆，早已赫然位列经典。至于当年被拒的逸闻，早已成了锦上添花，平添趣事。

旅居纽约的杜尚，以后还将继续制造震惊。1917年，他向美国独立艺术家协会的展出，提交了那个起名《喷泉》的白瓷小便池，釉面上签名R.Mutt。也许叫《反喷泉》倒更合适——它不喷射液体，而是接收液体。即使对于当时的先锋同人，他也猛得太过头了。直到今天，这件里程碑作品仍然不是人们欣赏的对象。然而它却不断生成阐释，就像话语和意义的发生器，催生了从安迪·沃霍尔、约瑟夫·博伊斯，直到当代明星们的实践。

这些都是后话。当时西方最前沿的心智，不论物理学、心理学，还是更直观的文学艺术领域，都在预言原有的世界秩序正在崩溃。随之而来的一战，证明他们并不是胡扯。战端一起，一些原本还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文艺人士，发现自己的英雄梦不过是梦。表现主义画家马克（Franz Marc）战死，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是杜尚、毕加索的朋友）留下脑震荡后遗症。这里仅举两例。

杜尚命好，提前在纽约找到了赞助人。由于美国参战较晚，那里成了艺术家们的避难地。现代社会，艺术的主要市场都在大都市，要想归隐避世，你得非常有名，而且已经变现。这里说到的那拨人，混得好的，也就刚拿到A轮投资，远远谈不上逃离哪儿哪儿的。至于说在欧洲本土避风头，最佳地点莫过于中立国瑞士的苏黎世。

一帮反对资产阶级的文化浪人，啸聚在这个最富资产阶级腔调的城市，免不了乱说乱动。他们当中不乏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可这些口炮党只把过剩的激情，挥霍在毁坏旧世界的精神领域，为最新最美的图画，准备一张白纸。他们常在一家名叫伏尔泰的夜总会碰头，搞些表演朗诵一类的活动。有个叫巴尔（Hugo Ball）的德国诗人，写了一些没人能懂的无序音节，刻意冒犯正统文化。他从字典里翻出一个冷僻的词：Dada（达达）。

达达到底什么意思，至今争议不断。常见解释是，“玩具木马”（法语），“天真幼稚”（德语）。此外罗马尼亚语里还有“对对对”的意思。这一点十分重要。在这伙“达达”当中，正是罗马尼亚诗人查拉（Tristan Tzara），除了没事找人下下棋、写写字，还把他们那一套否定性原则，推广到了圈外。

彼时苏黎世的流亡者中，还有一个能量更大的人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即列宁）。他居然也听说了这档子事。一直有传闻说，他们在湖边一起下棋的时候他问过查拉，达达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至于诗人对列宁是怎么说的，好像没有记载。

达达主义运动一直持续到一战结束后。作为一个国际性文艺现象，它在全球的活动中心，除了苏黎世和纽约，还有柏林、巴黎，甚至东京。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则在科隆遥相呼应。在那批达达主义者中，恩斯特的遗产不是停留于观念，他的作品具有相当的观赏性，充满堪比达利（Salvador Dali）的怪异想象（和他早年研究精神病人有关）。他曾深受梵高、基里科（Chirico）影响，后来成为超现实主义的灵魂人物，历经过渡和翻转。

战争的另一个后果是物资短缺。为了给一份杂志弄到印刷纸张，恩斯特曾非法进入法国。在巴黎郊区，他和艾吕雅夫妇同住，两男一女，形成“三口之家”。浪漫故事背后，是他在莱茵河另一边抛家别子。这个战场上的幸存者，和保罗·艾吕雅这样反帝反战的诗人走到一起，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他为后者的诗集《重复》（Répétitions）绘制过插图。三个人有过一段动荡漂泊的生活，其间还跑到过越南的西贡。

艾吕雅的妻子加拉生于俄国，自幼喜爱文艺，发小包括诗人茨维塔耶娃。她本人没什么作品，却经常激发别人创作。除恩斯特外，她和阿拉贡、布勒东都有情史，也是现代艺术史上的传奇人物。上述男士后来又在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做了邻居，那里也就是巴黎公社最后一批社员殉难的地方。肖邦、普鲁斯特、王尔德、琵雅芙（Edith Piaf）也都在那儿。哪位朋友想去看看，最好先买张地图，免得迷路。

后来加拉随艾吕雅游历西班牙，遇到萨尔瓦多·达利，干脆改嫁给这个小她10岁的才子，成就新一页传奇人生。这是后话。加拉是恩斯特遇到的第一个女神级文艺大咖。靠着才气和颜值，他还将遇到一个更有分量的人物，也就是佩吉·古根海姆（Peggy Guggenheim）。当年随“泰坦尼克”号殉船的有色金属大亨本杰明·古根海姆，就是她的父亲。

作为女嗣，她继承到的遗产份额不大，好在那年头物价低，玩儿艺术足够了。刚一成年，她就跑到巴黎，去过文艺青年的标配生活，结交无数文艺名流。她的圈子基本就是一部文学艺术史，从杜尚、毕加索、贝克特、科克图（Jean Cocteau）、米罗到曼·雷（Man Ray）。你数吧。再有就是恋爱，她嫁给了一个达达派画家，各种外遇，然后离婚。据一本传记讲，她在欧洲睡过上千个男人。文艺圈里，大家多是亲戚。作为现代文化运动的副产品，波希米亚生活方式逐渐被宽容、接受，最后越来越多的中产者成为波波族。

有钱能抗风险。大萧条时期，随着资金链断裂，美元汇价缩水，很多旅欧美国侨民返乡，这才发现，原来巴黎说的不是英语。佩吉·古根海姆不用赶这个趟。她继续忙于收购艺术品，筹建自己的美术馆。然而有一种风险，单靠钱是对冲不掉的。又过了十年，纳粹打过来了。而她，是犹太人。

巴黎沦陷之前，她已经躲到法国南方，打理好自己的收藏，然后登船回到美国。在纽约，她发现了新星杰克逊·波洛克和德·库宁，再就是嫁给了流亡的恩斯特。这段战时婚姻刚好维持到把仗打完。佩吉·古根海姆很快回到欧洲。这一次，她没在巴黎定居，而是把新家安在威尼斯大运河边的迎狮宫（Palazzo Venier dei Leoni），一座从未完工的18世纪公馆（所以只有一层）。

走进公馆庭院的镂花铁门，是一座青铜雕塑，一个带有性暗示的男人，张臂骑在马背上。那是意大利雕塑家马里尼（Marino Marini）的作品。里面的花园在植物稀少的威尼斯岛上，显得有些特别。除了一些室外陈列的雕塑——雷蒙·杜尚-维昂（Raymond Duchamp-Villon，马塞尔·杜尚的哥哥）、亨利·摩尔、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那里还有佩吉·古根海姆的墓地，与她同葬的，是晚年伴随左右的几条狗。

那时，她基本停止了购入新作，主要致力于名下收藏的展出。她的趣味属于自己的时代，与来自欧洲的涵养不无关系。后起的波普艺术不是她那杯茶，她也没有追逐新潮的必要。1979年去世后，按照其遗愿，她的藏品捐献给以她叔父命名的所罗门·古根海姆基金会，而威尼斯这处旧宅，则改造成以她本人命名的佩吉·古根海姆美术馆2257480。

进入展馆，入口走廊和当年主人的餐厅，主要留给她当年的立体派朋友毕加索、布拉克（Georges Braque）。《海边的一家人》是毕加索的后期名作，四溢的天伦之乐几乎溢出画面。面朝大运河的书房里，则用来悬挂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康定斯基、夏加尔（Marc Chagall）的作品。这些收藏当中，她晚年发现的波洛克占了很大比例，再就是她的前夫恩斯特的作品。艺术收藏是私人性最强的社会活动之一，它关系到情感和趣味。

在这里，杜尚的《火车上忧伤的年轻人》值得一提。这是一幅辨认不出画中人物的自画像，让你立刻想到军械库大展上的《走下楼梯的裸女》。一连串动作分解，使用同样的色调。摇晃的车厢里，一个年轻人在吸烟，而画家正以一个超然的态度，旁观两组速度方向各异的动作剪刀般叠合、分开。这是同一实验的更早版本。杜尚一度是佩吉·古根海姆的主要收藏顾问。

这座博物馆首次将美国现代艺术成规模、有系统地植入欧洲，而对于古根海姆基金会，这并不是它旗下唯一的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