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塞当然不是博物馆借景的唯一案例。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顶层花园，可以观赏中央公园；登上卡比托利欧博物馆平台，扑面而来的是罗马老城的全景。但把外景邀至展厅内部，当作展品不可分割的部分加以强调，就不得不提到雅典新建的卫城博物馆2257483。

展馆入口设在卫城下的一条步行街。长长的路名解释起来似无必要，故从略。这座建筑是上下叠加的两个深灰色水泥盒子。下层因为选址困难，最后在考古现场左右挪让出一个落脚的空间。雅典这地方，说不准哪儿就能挖出什么东西来。而不远处的地铁车站，也是干扰因素。它的上层部分，为了与高居山顶的帕特农神庙南侧平行，则扭转出一个与下层的23度角。

北向的玻璃墙外，废墟的白色石壁反射着爱琴海的炽烈阳光，为大厅内部提供自然照明。48根立柱环立四周，和对应的神庙遗址总数一致。神庙取名帕特农，则源于处女一词，说明供奉的是城邦保护神雅典娜。这里布置的每一件大理石雕刻，都来自窗外那片废墟。这个地方象征着西方文明的源头，其中所有的造型元素，至今仍未失去典范价值。

卫城的希腊语字面意思，是最高处的城池。这里发现的古迹，最早可追溯到迈锡尼文明。荷马在史诗《奥德赛》中，也提到这里曾是一处军事要塞。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帕特农神庙、山门、胜利神庙以及厄瑞克忒翁神庙，均为公元前5世纪伯里克利执政期间重建。当时，雅典正好处在波斯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间，这个古希腊城邦就在这一不到百年的短暂和平时期进入了黄金时代。

受任主持这些宏大工程的建筑师，包括卡利克拉特、伊克提诺斯，两人均为一时之选。此外，参与项目的雕刻家菲狄亚斯，也是雄视百代的巨匠。雅典市中心的国家考古博物馆，就有他的作品残片展出。两千多年前，单是把巨大的石料拖运到一百多米高的丘顶，就是一项要人盒儿钱的工作。

当年温泉关战役后，弃守的雅典城遭到薛西斯的波斯大军洗劫，卫城原有建筑均遭焚毁，包括尚未竣工的帕特农神庙。希腊联军随后反攻，先在萨拉米斯击溃波斯舰队，随之又把战火蔓延到波斯帝国的亚洲本土。雅典就此成为众多城邦的盟主，但也因此挑战斯巴达的传统霸权，落入国际政治学者常说的“修昔底德陷阱”，为下一次全面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今天见到的卫城，正是那次战后重建的遗迹，但也仅剩遗迹。当初的盛况要靠脑补复原。文字记载可以提供一些线索，比如当时山顶围墙内，有一尊高度超过10米的雅典娜立像，一手执矛，一手挽盾，俯视往来祭祀的芸芸众生。当时堡内建筑也不是我们印象中素洁庄雅的云石立面，而是色彩绚丽，就像新出土的兵马俑。

雅典人为公共项目不惜血本，但其中不乏慷他人之慨的成分，像帕特农神庙的建造成本，便分摊到各个仆从城邦头上。其中还有伯里克利的一个天才构想，即通过政府积极干预，推进大型公共项目，制造劳动力需求——苏格拉底可能作为石匠，参加过重建——激活遭到波斯战争破坏的经济。怪模怪样的文艺才子们也因此有事可做，没把乱说发展成乱动。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不仅在政治军事领域领先，在文化软实力方面，也是希腊世界的中心，轴心时代的各路巨人风云际会。哲学家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戏剧家则有埃斯库罗斯、阿里斯托芬、索福克勒斯前赴后继。今人能对那个时代窥知一二，则要感谢希罗多德、色诺芬、修昔底德这些早期的史学家。卫城四周的广场、剧院这些公共空间，则为他们展示作品和辩才提供了机会。

今天，从博物馆大门朝西往爱琴海岸方向走，经过酒神剧场的遗址，偶尔会遇到业余演员身着古装，排演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只是古代的厚重面具经常被换成日本能面那样的轻壳质地的面具。古时候的雅典公民，除了在市场上争辩城邦事务，或者去运动场健身，就是沿着这些起伏的小路散步思索。除了睡觉，他们很少待在家里，所以建筑师的心血，只会用在神庙这样的公共设施，而不是庸常的民宅。

由此转向卫城另一侧。天色向晚，游人散去，战神巨石被流浪猫占领，变成互嘶的场地。你会怀疑古代雄辩家们还魂重操旧业时，系统哪里出了问题。那座凸出的石丘早在古风时代，就被元老们选作议事场地。梭伦改革后，城邦事务不再专属寡头，它的功能逐步减少到重罪法庭一项，特别是谋杀案的审判，因此也为最早的庭辩提供了历史舞台。当年旧案，后人提及最多的，是交际花芙里尼（Phryne）渎神。这跟人类的八卦天性有关。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此案辩护人希佩里德斯（Hypereides）的名气，还有他的脑筋急转弯。这个人的讲演，至今还有文字记载传世，但他那次传奇表演，靠的不是语言，而是放在今天会被视为越界犯规的“吸人眼球的天赋”。但在两千多年前，一个会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得到公开辩护的权利，本身就不寻常。而这背后的条件，又和雅典人创立的原始民主制度有关。

芙里尼是自幼流落雅典的战争难民，后成为名妓，惊为天人。不知其移民身份是否合法，但当时一些文坛大咖，对其美貌不吝辞色。前文提到的大画家阿贝列斯，将她裸身披发步入海水的仪姿，绘制成爱神出水。后世画家表现维纳斯自海水中诞生，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波提切利（乌菲齐），到法国学院派的卡巴内尔（Alexandre Cabanel，奥塞），母本全是这幅传奇古画。据信一些阿芙罗狄忒雕像，也是以她为模特。

芙里尼的获罪原因不详，有人说是渎神。这在古代确属大逆不道。法庭就设在战神巨石，初审判决对被告不利。就在此时，铜牙铁齿的希佩里德斯上场，他二话没说，一把撕开芙里尼的衣服，将其裸身示众。陪审团诸公一见如此玉体，一致认定这就是美神毫无异议的祭司，遂予以当庭开释。此为世上首次颜值即正义的判决。

这类佳话逸事大多产于盛世。然而当年的希腊，大小各城邦之间，合纵连横，朝秦暮楚，成为后世国际政治的预演。和平繁荣只是战乱之间的插曲。在希腊的主要城邦中，斯巴达比雅典更强悍，科林斯比雅典更富饶，远在海外的叙拉古则比雅典更广袤。然而，相对自由的制度环境，使雅典成为各国人才谋求发展的世界性城市。他们带来巴比伦遗民的几何学、克里特岛的埃及雕刻术，书写系统则继承自腓尼基人。雅典船队也在地中海四处航行，寻找掠夺或贸易的机会。

历史经常重复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很小的群体，依靠制度和技术创新，进入扩张期；随之而来的知识扩散，又导致更大的群体崛起并征服原有文明中心。区别或许在于，继任者如何对待前任的技术和制度。有些同时接受两者并加以改进，有些仅接受前者而拒绝后者。后一种态度往往导致长期的黑暗。当雅典、斯巴达两强相争，鸡飞狗跳，最后渔翁得利、成就霸业的，却是僻居希腊边地的马其顿。这也是历史不断重复的故事。

雅典迅速衰落、丧失独立，随之而来的新霸权，不论同属希腊的马其顿，还是罗马，都是雅典文明的热情拥趸。我们都知道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本人，就是亚里士多德的门生；我们也知道他把希腊化运动，武力推进到印度河一线。罗马进入帝国时期，这里维持了自由城市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基督门徒保罗也曾在战神巨石传道讲演。

东罗马统治时期，帕特农神庙被改用作东正教雅典郊区的主教堂，山花顶部竖起十字架。到了奥斯曼帝国时期，这里又先后用作清真寺和驻军行辕，西南角上立有6根少女像柱的厄瑞克忒翁神庙，一度成了土耳其驻军司令金屋藏娇的后宫。在突厥人与威尼斯共和国争夺东地中海霸权的战争中，神庙又被用作储存弹药。1687年，入侵部队围攻卫城，炸药被炮火引燃，古建彻底被毁，废墟上的石料也被陆续挪用到新构筑的城防上。

19世纪初，埃尔金伯爵托马斯·布鲁斯（Thomas Bruce，7th Earl of Elgin）出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他借口复制石膏模型，大量搜集雅典卫城中的文物，甚至将一些石雕部件从废墟墙体锯下，托运回苏格兰私宅。这些就是现存大英博物馆的帕特农神庙浮雕。苏丹政府对此是否曾予以批准，至今仍然存疑，并长期造成希腊、英国之间的外交纠纷。这里也插一句：布鲁斯的儿子，第八代埃尔金伯爵，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英军统帅，也是下令洗劫圆明园的主要人物。

雅典新卫城博物馆面对山顶遗迹的顶层大厅的展品几乎都来自帕特农神庙遗址。按照古代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的说法，当初主持雕刻工作的，正是菲迪亚斯（Pheidias）。希腊自获得独立之日起，便试图索还这批文物。西方不少博物馆的古物来源不堪深究，除了埃尔金大理石雕塑，还有很多例子，像卢浮宫的《米洛的维纳斯》、柏林新博物馆的女法老纳芙蒂蒂头像，更不用说俄国人的古物了。

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来自神庙东西两侧山花的21件雕像，据信出自菲迪亚斯本人之手。它们表现了雅典娜从主神宙斯头颅中诞生，以及雅典娜与海神波塞冬争夺雅典保护权的冲突，不论人、神抑或动物形象，无不血脉偾张，呼之欲出。另有15件浮雕来自檐部以下的腰线，叙述神话中的拉匹斯部落与人马怪之战。此外，几组原本嵌装在柱廊墙体上的连环画般的浅浮雕，描述的也是各种战争场面。

面对希腊的追讨，大英博物馆一度推脱雅典缺少适当场馆展藏这些人类共同财富。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遁词，但也道出了部分实情。雅典进入工业化时期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空气污染造成的酸雨现象。现在卫城博物馆中5根来自厄瑞克忒翁神庙的少女像柱（另一根也在大英），都有露天侵蚀的痕迹，入馆之前需要复杂的“整容”。进入21世纪，希腊政府终于选定伯纳德·屈米作为新博物馆的主设计师。

这位常住纽约的瑞士建筑师曾对媒体说，他是在2001年9月11日上午接到中标通知的，所以根本没有庆贺的心情（能在卫城脚下添砖加瓦，分量恐怕要超过他在巴黎做过的拉维莱特公园）。项目随后也是波折不断。原本计划赶在雅典奥运会之前揭幕，结果北京奥运会开完都还没完工。所幸建成后的博物馆颇受好评。现在遗址上的重要雕刻都已替换成复制品。

走进入口处互叠开合的护栏，可以看见建筑主体前的玻璃地面展示着下面的考古遗址。室内展馆被简素的墙体、高低错落的步道切分成不同区域。顶层那些来自窗外神庙的浮雕虽是摹本，然而面向外侧回环排列的布局，比起伦敦的真迹，却也更符合它们的原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