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典的历程——〈俄汉详解大词典〉和〈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的编纂始末》一书正式与读者见面了。作为这部文集的编者之一，每次读到其中的文字，内心的情绪都十分复杂，总觉得有些话“不吐不快”。借着文集出版的机会把它们写出来，总算了却一桩心事。

呈现给读者的文集有一个略显复杂的副标题——《俄汉详解大词典》和《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的编纂始末，从中不难看出本文标题的两部词典所指为何，那就是《俄汉详解大词典》和《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我们不妨就从这里说起。

《俄汉详解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始于1985年，50多位俄语专家参与编写。该项目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确定为“七五”规划重点项目，1987年被中苏两国政府列入中苏文化合作交流计划，1989年被列入《中苏教育科学合作计划》，1995年入选国家“九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1997年被列为黑龙江省重点工程图书。《俄汉详解大词典》1998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词典由四卷本组成，收词24.6万条，总字数2300万字，主编是赵洵、李锡胤和潘国民。《俄汉详解大词典》编写完成后，辞书研究所的老师陆续退休，他们预感到未来参与编纂大型俄汉词典的机会不多了。但俄汉词典事业还需要传承下去，面对面地亲授或许不能如愿，为后人留下一份可供参考的资料总是必要的。于是，在词典工作完成之后，潘国民先生把词典编纂前前后后相关的文章、文件、资料收集整理后，汇编成一本小册子——《〈俄汉详解大词典〉是怎样编成的？》。书稿经由潘国民、潘红梅排版和校对后，并未交任何出版机构，而是潘国民先生自费印刷了几百本。无论之前参与，还是后来加入俄汉词典工作的人，大多获赠一本。这本小册子甚至成为年轻编者上岗培训的必读内容之一。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印刷的几百本已所剩无几。

机缘巧合的是，2005年商务印书馆提出修订《俄汉详解大词典》。潘国民、陈叔琪等10余位年逾七旬的资深编者历时10年完成修订。2014年，《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词典收词30万条，总字数2700万字。词典出版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获得“词林丰碑”的美誉，在出版界、学术界的多次评奖中屡获殊荣。在此之前一直默默无闻的大词典编写团队也被推到社会公众面前，该团队入选“2016‘感动龙江’年度人物（群体）”。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中，大词典编者之一陈叔琪先生提出一个想法：能否把《〈俄汉详解大词典〉是怎样编成的？》一书正式出版，在场的原编者潘国民先生也未表示反对。后来，编辑工作也就顺乎自然地由辞书研究所承担下来，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又陆续补充了一些与《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编写工作相关的材料。这样一来，两部大词典的材料汇集到了一起，沿用原先的书名已不合适，经过几番商讨，最终定名为《词典的历程——〈俄汉详解大词典〉和〈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的编纂始末》。

潘国民先生编写《〈俄汉详解大词典〉是怎样编成的？》时，所有材料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这样的编排无疑有助于了解词典编纂的心路历程，但给人以碎片化的感觉。在编写文集时，我们把所有材料按照内容重新归类，划分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与《俄汉详解大词典》有关的材料。按照主题将其又划分为“探讨”“专论”“立项文件”“编纂细则”“点滴”“往事”等单元。第二部分是与《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有关的材料。第三是附录。这样一来，看似“横看成岭侧成峰”，但就内容而言，各部分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孰优孰劣，就交由读者去评断吧。

概括地说，文集中的材料又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带有理论性质的，另一类是与词典编纂实践相关的。这恰恰应和词典学作为应用语言学分支学科的特点。

《语言学名词》（2011）对“词典学”的释义是：

研究词典等工具书的设计、编纂、使用、评论和历史等的学科。具体内容有词典编纂理论和词典编纂实践……2368929

在西方，学术界对于lexicography大体上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以英美学者为代表，他们将lexicography视为一门“技艺”（art），而非理论；换句话说，lexicography只能算作“器”，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道”。法国、俄罗斯的学者则持另一种观点，他们强调lexicography是在词汇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门学科，即“词典学”。杜比钦斯基（Дубичинский В.В.）说过：“词典学是与编纂、研究、使用词典有关的科学。”2368930因此，在俄罗斯词典发展史上，波铁波尼亚、斯列兹涅夫斯基、沙赫马托夫、博杜恩·德·库尔特内、福尔图纳托夫、波利万诺夫、谢尔巴、维诺格拉多夫、卡劳洛夫、阿普列相等著名语言学家参加过，甚至主持过词典工作。与之相应，达里、乌沙科夫、奥热果夫、什韦多娃等词典编纂家也是很有影响力的语言学家、词汇学家。可以说，植根于语言学这片沃土，俄罗斯词典学具有深厚的理论积淀。

在《俄汉详解大词典》《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的编者队伍中，大多数是20世纪50年代培养的俄语人才。除了少数几人外，多数编者并未真正学过词典学。但是，不少编者从工作实际需要出发，有意识地了解、研读、吸收俄罗斯词典学的理论并用它来指导词典编纂实践，偶有所得之后，写出了一些专题性的文章在杂志上发表，集中于文集“探讨”“专论”“点滴”部分的文章大多属于此类。说它们是“偶有所得”，主要是这些论文数量不多，其内容总量根本无法与两部大词典相提并论，甚至在这个文集中，它们所占的比重也不十分突出。但是，这些编者能够站在词典学的高度，不局限于“编”，还能进行“研”，这多多少少得益于俄罗斯词典学的理论优势。

辞书学界流传着一句话：“三分编写，七分组织。”这句话最早是由主持过《辞海》编写工作的巢峰先生说的。类似《俄汉详解大词典》和《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这样的大型词典，不仅对规范性的要求很高，而且编写团队人数众多，如果组织不力，进度和质量都难以保证，最后甚至“难以收摊”。古往今来的词典精品都需要高水平、肯奉献的组织者，比如《牛津英语词典》的默里，《新华字典》的魏建功，《现代汉语词典》的丁声树与吕叔湘等。编入文集的各种文件、过程性材料基本上是由词典的两位主编李锡胤、潘国民亲自撰写的。这些文件或材料是在词典编写的不同阶段完成的，它们承载的任务不同，面对的读者对象也不同，但内容与词典不无关系，大到词典编写的原则、结构等，小至一处标点、一个符号，都有明确的规范和要求。国外有人把词典编纂说成“苦役”，不知道读者将来在读到这些文字时，能否多少体会到词典编者之苦。

古往今来，词典编写的成功范例不在少数，失败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多年参加《现代汉语词典》编写工作的一位先生说过：“作为一个集体，不能要求其中的每个成员都是聪明人，但起码大多数得是明白人、厚道人。如果太算计了，生怕自己吃亏，那准坏事，辞书编不成、编不好不说，彼此之间还闹一肚子意见，结下冤仇，何苦来哉！”2368931这话说起来容易，做到很难。黑龙江大学俄汉词典事业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一部一部词典往下编，就是因为大多数编者都是明白人，更是厚道人，不仅不做争名夺利、斤斤计较的事，相互谦让、彼此成全的事倒是屡屡出现。我从旁听说和自身经历的就有好几件。198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本译文集——《词典学论文选译》。这部译著是由辞书研究所组织翻译的，最早的提出者是李锡胤与潘安荣两位先生。但是，很多读者对此并不知情，误以为是黑大一个名叫“石肆壬”的人翻译的。殊不知，此处的“石肆壬”只是译者“14人”的谐音。2368932使用与任何参与者无关的这样一个署名，恰恰说明当年的译者们对署名与否的不看重，不在意。《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修订完成之后，围绕署名问题发生过一段小插曲。按照潘国民先生的意思，《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应当继承《俄汉详解大词典》的署名，即赵洵、李锡胤、潘国民3位主编。但是出版社的意见是，赵洵先生已经辞世多年，不适合担任主编，而潘国民先生对于此次修订出力最多，贡献最大，建议主编的署名是潘国民、李锡胤。但是潘国民先生态度十分坚决，绝不同意自己署名在前。这个问题久久不能解决，最后还是由学校党委出面，说服潘国民先生接受如今大家看到的署名安排。在商业化气息越来越浓的学术界，这样的做法或许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不得不让人钦佩。再来说说这文集本身的署名，从前文的叙述中不难看出，它是以潘国民先生所编的《〈俄汉详解大词典〉是怎样编成的？》为基础做出来的，此次正式辑集出版，署潘国民先生的名字是最合乎自然的。但陈叔琪先生在一个场合提出，由于笔者做了一些组织和文字编校工作，建议文集出版时将我的名字放在潘国民先生之后。我当时婉拒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出版社责任编辑打来电话，向我通报一个情况：在陈叔琪、潘国民两位先生商量之后，决定文集的最终署名是潘国民为主编，陈叔琪、叶其松为副主编。只有像我这样的亲历者，才能多少体会如此安排的良苦用心。我身为后学，对于前辈这样的提携之举，唯有感激之情。

黑龙江大学俄汉词典研究方向的学脉，自赵洵先生开始，从20世纪50年代传承至今，几辈学者筚路蓝缕，词典事业薪火不息。数十年间编写、翻译的词典有十几部，受众何止万千！而这些词典背后的人物和故事同样引人入胜。《词典的历程》就是展示辞书编纂中不为常人所知的另一面，个中滋味就由读者自己去品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