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卷中，我们对“临场之父”进行了讨论。我们认为在“家”之中，父时时都是临场的。同时，我们认为，慈善组织想要进入次要领域圈层，就要向政府归附。但是，这会造成一个问题，即如果父时时都临场，且又乐于对所有事做出指示，那慈善组织在归附家长后，很容易被淹没。这显然不利于家的发展，因为没有自由的社会是没有动力的。在中国历史上，“强干弱枝”一直都是衰败之道。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认为，要避免这些情况，就必须引入理性轴线，以对极化的情感做出限制。这便是说，我们要让家父懂得张弛有度，而成为“慈爱之父”。这样的家父虽然时时临场，对各种情况都心知肚明，却经常默不作声，放手由家人去大胆地完成。这样的家父是慈爱、宽容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

这一结论符合我们对于中国普通家庭中的父亲的想象的。在我们的家庭中，大都有这样一位临场而慈爱的家父。他心里对家里的事情都清楚明白，却只就重大问题发言，而对次要的小问题则经常默不作声，听凭家里的人按照自己的意见和能力来处理。只要他们在处理这些事情时，没有破坏情感的纽带，没有破坏家的秩序，家父都可以容忍。但是，要知道家父是时时临场的，家父对一切事情都是知晓的，家父对所有事都掌握最终的话语权。一旦家人的行为超越边界，破坏了家的秩序，家父会发烈怒，家父会出手整饬，家父会让一切都恢复正常。这样的家父符合我们中国人的想象，所以也是我们中国人所需要的。毫无疑问，我们的确希望能迎来这样一位父。

幸运的是，近年来，中央政府开始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我们认为，政府的这一举措恰恰证明了其是一位“慈爱之父”。政府在一些次要的事务上，扮演了一个沉默而临场注视的家长的角色。对那些次要的问题，政府默而不言，却又时时临场，注视着这些事情。不过，虽然政府提出简政放权，这并不代表政府不掌握这些权力。政府作为“慈爱之父”，只是默不作声，而没有让渡权力。它可以把权力下放，自然也可以将权力上收。这些权力原本就是“慈爱之父”的，而是否要就权力所关涉的事项发表意见，则在于父的自由意志。

此外，根据社会治理同心圆理论，我们还认为，父的沉默仅限于次要或普通职能，而针对重要职能，无论在任何时候，父都不应保持沉默。父必须牢牢掌握住这些职能，时时自由表达。这一观点也符合中国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中的基本做法。比如，近年来，政府开始逐步推动行业商协会与政府脱钩，却又加强了对关系重要社会领域的事业的监管，如境外在华社会组织等。

所以，我们欣喜地发现，我们的政府正是这样一位明智的“慈爱之父”。它正在有节制地临场注视着这个家社会。它在保持家社会中的主导权的同时，又不断增强家社会的活力。所以，我们的国家并非一个僵化的家，而是一个自由之家。这样的家是伟大的，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期待我们的国家重新回到巅峰的状态，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到那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将到来。